戴笠自吹自擂？他在西安事变中的真实表现

1938年初，军统局在湖南临澧成立了特务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也叫“临训班”)；这一年冬天，因战局转移，“临训班”迁到湖南黔阳,改称“黔阳训练班”，学员的毕业证书上落款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对外称“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班主任由戴笠兼任。

在这个班里成立了一个“参谋系”，系主任是军事专家吴琅。参谋系学生两百余人，均系大学生和高中生。当时，军统局急剧扩大，需要大批干部补充，该系学生就提前分派了一部分，还余百多人，于1939年年底由系主任吴琅率领，调来四川重庆继续训练。这时，军统局局本部早已迁到四川重庆罗家湾。

“参谋系”到达重庆后，名称改为“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驻在重庆张家花园钟南中学校址。在湖南黔阳训练班参谋系提前分配的一百余名学生算是“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的第一期学生。

每个星期一上午，谍参班全体教官和学生都要到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参加纪念周，戴笠亲自主持，仪式中照例要唱局歌，恭读“总理遗嘱”、“党员守则”、“军人读训”。

戴笠对这几个文件都能一口气地快如流水似的读完，接着做报告。他能讲会吹，能抓住听众心理，听众虽憋着小便也要听他讲完。

戴笠在没有做报告前，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看看参加纪念周的人数登记表，这是总值日官根据各单位带队官报告的人数，统计好放在讲台上的，如果某个单位没有到，或者迟到，或者人数少，那就要挨一顿臭骂。

第二个动作，就是把讲台上的花瓶移动一下。每个纪念周，讲台上都要摆一只很精美的花瓶，插上最新鲜的鲜花。如果没有花瓶，或者插的花不新鲜，他就不高兴，总务处长也准得挨一顿骂。

有一次纪念周上，花瓶内插的鲜花稍为差一点，总务科长(1940年还没有改“处”)郭斌就挨了一顿臭骂，戴并且说：“刚开的鲜花显示出朝气蓬勃，我们是最革命者，应该像盛开的鲜花一样。”

1940年4月间，在一次“纪念周”会议上，戴笠读完“总理遗嘱”之后,转过身来，看到下面队伍里，有人交头接耳的，东张西望的，就大发雷霆，说是“会场秩序太差了，不严肃，不遵守纪律，这是在破坏庄严的纪念周……”

戴笠越骂越气，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左轮手枪向讲桌上一摔，说道：“再这样不守纪律，我就要枪毙几个。”接着，又说道：“你们的不好，是我的过错，是我领导得不好，我对不起领袖”,说完，马上对着主席台上的蒋介石画像，双膝跪下。

这个时候，下面站着的军统大佬郑介民、唐纵、毛人风以及各处处长，全局的内外勤大小特务两千多人，鸦雀无声，都立正站着听取训斥，戴笠跪了约十分钟后，就站了起来了，气也消了，又继续做报告。从此以后，军统局做“纪念周”活动，会场队列整齐，也没有迟到早退现象。

还有一次，1940年的夏天，还是在“纪念周”会议上，戴笠自述西安事变的经过，吹嘘他是如何前往营救蒋介石的，夸耀他此行的功绩和对蒋介石的忠勇。

戴笠说，在南京与宋美龄、宋子文一起乘坐飞机去西安，到了西安首先见了张学良。因为是深冬，张学良穿的是长袍，外罩一件毛领貂皮大衣，脚穿毡鞋，张学良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玩笑开大了，我准备送委员长回南京……”

戴笠说，他当时用斥责的口气说：“有关国家民族存亡的这么大事情，竟作为开玩笑……”

戴笠自称：“去看望领袖，要经过警卫检查，这是我早料到的事，我就带着两支手枪，一到(对方)警卫的岗位，首先交出我携带的手枪一支，警卫看我主动交出了随身所带的手枪，也就不再阻拦，我就进去了。”

“当时领袖睡着，见我来了，面露喜色，我就说：‘我身上带有手枪。'意思是指我的人马已打入进来了。领袖回答：‘好好!”马上坐起来了……”

戴笠说的活灵活现，吹嘘自己好像是赵子龙在长坂坡救阿斗，浑身是胆，不过，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能陪同宋氏兄妹赶赴危机四伏的西安，戴笠也确实有胆，这个宝也押对了，为以后飞黄腾达打下了伏笔。

在1940年冬天的一次“纪念周”会议上，戴笠自述他在香港被扣留的经过。戴说：“我在香港下飞机时即被英国人扣留。在尚未被扣之前，我发现情况不妙，赶快将我提的箱子(内有手枪和文件)与副官调换了，副官提的箱子里是我带的衣服和洗面用具。”

“英国人把我押到汽车里，不知开往何处，我心里也感到不安，但看到当时在香港机场接我的郭斌同志，乘了一辆摩托车，始终紧跟在这部汽车的前后，心中就踏实了许多。”

“汽车开到英国人的警务处，把我关在一个单人房间里……英国人检查我的箱子，没有发现什么违禁物品，就要放我走，我很生气，不肯走。我提出非有我们领袖蒋委员长的手令，否则，决不离此!”

“英国人没有办法，只好通过了外交手续进行联系，等到我亲自接了领袖的手令，我才出来。”这事也不知道是戴笠吹得，还是确有此事，反正感觉到好像是在杜撰。

1941年初，戴笠在军统局会议上说：“今年元旦给领袖拜年，我去得最早，在签名簿上，我是第一名，以后才有何总长(指何应钦)、戴院长(指戴传贤)、于院长(指于右任)、孙院长(指孙科)等人慢慢来到……”

他这是标榜自己对蒋介石最忠最孝。

每年4月1日，军统局要举行“四一”大会，主要目的是为了悼念所谓“殉难”、“殉职”、“殉法”的特务。

这一天举行庆祝活动，在重庆的内外勤大小特务都要参加；外地各省的，除在当地举行庆祝外，主要负责人或派代表必须前去重庆参加。

1943年春天，四川省政府调查室、四川省情报站、成都行营情报处联合举行的庆祝“四一”大会，所有在成都的大小特务都参加了。庆祝大会对外采取保密方式，当时是借用了成都中央军校左侧的文殊院里的佛堂召开的，外人根本不知道。每年的“四一”大会，“谍参班”全体教官与学生都参加。

按照以往惯例，大会上午举行“公祭”，先将大礼堂布置成“一色白”灵堂，即所谓“白礼堂”,把过去历年因公因病死亡的和误杀的特务照片都展列出来，每一张照片下面注明死者姓名、年龄、籍贯和死去的情况，并将其挂在上、左、右三面的墙壁上。

会堂正中挂着“碧血千秋”、“浩气长存”两幅横额，两边则挂着“继续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等对联，中间摆设着香烛贡果，这是安慰死者亡灵，也是在欺骗活人。

上午公祭完毕后，立即改变布置，为“一色红”,即所谓“红礼堂”,正中上面挂着横额——庆祝“四一”大会。到下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

1940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亲临公祭，在这天上午8点钟，内外勤大小特务集合在灵堂前面。戴笠来了，看了下灵堂和队伍后，就说：“我去接领袖，你们稍等一下"。不到20分钟，戴笠陪着蒋介石来了，背后还有侍从室主任贺耀组。

进灵堂当然要上阶梯，戴笠扶着蒋介石上去，举行了公祭后出来，蒋介石站在讲台上向军统局的特务们讲了很短的几句话，大意是:“同志们在戴副局长的领导下工作很有成绩，今后还须继续努力……”

蒋介石讲完话，戴笠又扶着他下阶梯，走到带有红花的“烈属”面前，与年老的“烈属”握手问好，表示慰问;此后，在特务们的队列面前走过，边走边看，一面发出“”的声音，表示问好。最后，戴笠又扶他坐上汽车走了。

这天中午，举行聚餐，菜是戴笠亲自点的，红烧猪肉和油豆腐、红烧牛肉、辣椒酸菜炒肉丁以及蔬菜等。

开餐前，戴笠叫大家站起来举杯第一杯酒，敬祝领袖身体健康，第二杯酒敬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就在举起第三杯酒时，总值日官领头高呼:“敬祝戴先生身体健康!”然后开始用餐。

下午开庆祝会，侍从室主任贺耀组参加并讲话，他还兼着军统局局长，其实不管事，大意是赞扬军统局功绩，赞扬戴副局长领导有方，特务们似乎也沾上了光彩。

当时，贺耀组是挂名的局长。晚上，举行文娱晚会，节目由军统局内外特务和训练班的学生自编自演，有京剧、话剧、歌咏、舞蹈、杂耍等，一直演到晚10点钟才散会。

当时，大小特务感到在军统局工作是“金饭碗”，背后都称呼戴为“老板”或者“戴老板”（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