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美德与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与平衡

谦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之所以成为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乃是因为谦让具有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的价值。

古代的圣贤们认为，人们在满足私欲的过程中，相互之间会产生矛盾冲突，而冲突的结果会给社会带来危害。道德的建立，就是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正如荀子所说：“礼起于何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起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曲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就是说，人是有欲望的，在欲望实现的过程中如果无所顾忌，人与人之间就会发生争斗；争斗的结果就会造成社会动乱，而一个动乱的社会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推行道德教育，对个体的欲望进行适度的节制，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社会才能得到安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谦让为美德来调整和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谦让的故事来教化国民，如孔融让梨，臣子分羊，学士让地等等。

孔融让梨，妇孺皆知，自不必说，臣子分羊说的是皇帝要奖赏臣子们每人一只羊，但那些羊有大有小，有肥有瘦，要怎样分配才不至于导致争议呢？皇帝把这个难题抛给了手下的臣子。第二天早朝时，百官们各抒己见，向皇帝提出了很多分羊的办法。正当官员们争论得面红耳赤时，宰相默默地来到圈羊的地方，把其中一只最瘦、最小的羊牵走了。于是大家在互相谦让中很快地就把羊分下去了。

学士让地说的是，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大学士名叫张英。有一天张英收到家信，说家人为了争三尺宽的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要他用职权疏通关系，打赢这场官司。张英阅信后坦然一笑，挥笔写了一封信，并附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接信后，让出三尺宅基地。邻居见了，也主动相让。结果成了六尺巷。

经过千百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储存着谦让的基因。利益面前，先人后己；请客吃饭，抢着买单。重义轻利，谦虚礼让，善待他人，和谐相处，成为国人的主流价值观。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竞争意识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竞争，按照工具书上下的定义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跟别人争胜”。它包括胜负、优劣、荣誉、金钱、职称、职务等所有涉及到个人利益方面的争夺。竞争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美德的价值观念，那就是高扬个人利益的大旗，在群体社会里与他人争强夺胜。

既然竞争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参与竞争时，就得把同事之间的面子，温情，以及传统道德放到一边，来一番利益的争夺战，最终强者如愿以偿，弱者铩羽而归，这就是竞争的残酷性，而这种为了个人利益争胜的价值观，唤醒了人性中压抑已久的私欲，对传统美德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有些人只要一看到名利两字，就两眼发光，精神抖擞，巴不得把所有的好处一网打尽，揽于怀中为快。

在现实生活中，以竞争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社会现实向右，而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向左。竞争机制与传统美德陷入了两难境地。比如：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跟别人争胜”的大环境下，企业里的竞争上岗，末位淘汰，有我没你，有你没我，逼着你转变观念，为了生存，全力竞争拼搏。高校里的“绍兴师爷”们，以及搞行政的，也是如此，一个教授名额，多个副教授竞争，一个处级职务，好几个人牵肠挂肚，心向往之。过去讲风格，讲谦让，讲服从领导安排，如今只讲竞争。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有谁在职称、职务、晋级等涉及到个人利益方面的事情面前，不积极填报申报，不放下尊严推销自己，不跟随潮流去活动活动，不全力以赴地去竞争，那么，即便是学贯中西的大家陈寅恪在世，别说教授，讲师那顶帽子也砸不到他头上。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社会引入竞争机制，在生产、制造、经营性的活动中，以人性中的私欲为动力，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劳动积极性，这在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竞争机制虽然可以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但并非适合所有的社会活动。比如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医疗、教育、行政机关等公共事业性单位中，以物质利益调动积极性的过度竞争，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看，竞争的本质是一种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相斥，竞争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竞争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弱势群体，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悬殊，社会分配不公等负面因素。

不讲个人利益，难以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过度强调个人利益，认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跟别人争胜”（两者之间界限不明，纠缠不清），不可避免地引发私欲膨胀，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道德危机，在这种社会现实与传统美德发生碰撞的大环境下，还能不能讲谦让，讲风格，讲道德？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解之题。

250多年前，亚当·斯密也面临着这个难解之题，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国富论》，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论》。

在《国富论》中，他强调物质利益和竞争机制对人的激励作用，从而创造个人财富，推动社会发展。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提出了，为什么社会需要道德，为什么道德被认为是美好的，美好的道德包含哪些方面。亚当·斯密在谈到最高尚的美德时说：“人性之尽善尽美，就在于多为他人着想，就在于克制我们的自私心，同时放纵我们的仁慈心；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亚当·斯密认为，执政者可以迫使人民互相亲切仁慈对待，要求人们在一定程度内要相互帮忙。虽然这种行政命令要掌握适度，但如果“完全忽略这项工作，国家恐怕会发生许多极其严重的失序与骇人听闻的罪孽”。

亚当·斯密从人性出发，认识到物质利益对人的激励作用，同时他也发现了放逐道德，仅强调个人利益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所造成的危害。

亚当·斯密既强调物质利益对人的激励作用，又要求人们“克制我们的自私心，多为他人着想”，这就把个人利益与道德理想推向了两难境地。

对于这个处在两难境地的难解之题，同志有解决这个问题的金钥匙，他说：“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46页。）

同志一方面肯定物质利益对调动广大群众劳动积极性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同志又强调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页。）

同志对这个难解之题的解决方法是区别对待，不同要求：对广大群众要讲物质利益，对先进分子要讲理想，讲道德，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他人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邓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髓。

我们的党员干部，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在利益面前，不能等同于一般群众，要用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