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工细作：清雍正洋漆黑地百鹿图多穆壶的鉴赏与价值

LOT634清雍正 御制洋漆黑地金莳绘 涛水云龙百鹿图多穆壶

Lot. 634

高 49 厘米

RMB：200,000-400,000

清宫中的“洋漆”专指日本漆器及中国仿日本漆器的作品，尤以“莳绘”类漆器为主。乾隆六年组成的多宝格“集琼藻”中，有“洋漆方合”“洋漆合”的记录，对应实物今存台北故宫，即梨地金莳绘鸳鸯云水纹盒（图1）与梨地金莳绘樱吹雪纹盒，皆为日本莳绘器之精湛作品。

图1：日本江户时代 梨地金莳绘鸳鸯云水纹盒

台北“故宫博物院”

乾隆“集琼藻”多宝格之一

洋漆在康熙时进入宫廷，藉由江南与福建地区贡入宫中，如康熙三十二年苏州织造李煦两次贡进洋漆器，计有“洋漆木匣、洋漆金银片圆盒、洋漆幢盒、洋漆鼓式盒、洋漆香匾、洋漆桃式香盒、洋漆小香盒、洋漆箸、洋漆方匣、洋漆香盘、洋漆八角香盘、洋漆管毫笔”等共26件。雍正帝胤禛对洋漆极为喜爱，在康熙朝时已对洋漆十分熟悉，宫藏《十二美人图》上有雍亲王时期印记，应作于康熙晚期，画以十二位女子为主角，置楼阁庭院中，四周陈设器物的绘画极为写实，反映雍亲王时期的府邸收藏，包括极为著名的宣德霁红釉僧帽壶、汝窑三足奁与无纹水仙盆等，亦曾多处出现洋漆制品（图2）。此外，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套十六开《雍正行乐图册》中，也有洋漆器物出现，可见世宗之钟情。

图2：清康熙 佚名 《十二美人图·立持如意》

北京 故宫博物院

局部示“黑地金银莳绘盖盒”

此多穆壶制器伟岸，高达49cm。器身以楠木为胎，分三段做竹节样，自口及足，环五组弦纹，每组三环，摹拟 “扎绳”形态，区隔器身空间。通身髹黑色退光漆为地，上以金、银饰彩，绘百鹿徜徉花植石林之间，或立或卧，或奔或跃，身姿正侧相别，俯仰不同，姿态肖灵生动，描写极为细致，随性别、年纪不同，而更画鹿的皮毛及鹿角特征，包括发状毛以及梅花斑等。间散缀蛱蝶、山鹊等，飞游鹿群之间。壶柄作大小二螭龙，出浮云气，皆圆塑木雕，层次繁多，身躯飘游、肌肉隆起、鳞鳍飞动，鼓荡升天，如生龙腾耀，极为逼肖。大龙在小龙尾后，亲切地将小龙托起，此为“教子升天”之典喻。壶口围以僧帽状沿，围绕一火珠于左右作金双龙飞腾，下有福海激荡，海浪描以银波，用金勾出水纹，并以“晕金”工艺染画水体。壶口内亦作金地莳绘，金地金彩，描蛱蝶石竹之图。器盖作柿蒂，上蹲圆雕狻猊，憨实可爱。

634局部图

此壶技法上完全肖仿日本莳绘器，仅在一物之上，运用平莳绘、高莳绘、肉合莳绘以及付描、切金、晕金等多种技法，如花卉之平面描画为“平莳绘”，山岩、鹿用灰漆堆出，复罩盖金彩，并勾勒描画的技法为“高莳绘”与“付描”的结合，岩石肌理洒落金箔，镶嵌银片以及朱漆片的做法为“切金”，水波龙纹则属于“肉合莳绘”。诸纹饰敷金厚沉，金光内敛，运用多种成色金，交叠出赤、白不同的各类色调，其制工之精巧细腻，置雍正洋漆作品中也堪罕见，可堪宫廷洋漆的第一流之作，反映出清宫造办处对日本莳绘器的高度了解与掌握，定为世宗钦命的御制之品，方有如此精工造作，摄人之美。

康熙曾对李煦进贡的洋漆器皿发出如此评述：“漆器之中，洋漆最佳，故人皆以洋人为巧，所作为佳，却不知漆之为物，宜潮湿不宜干燥。中国地曝尘多，所以漆器之色最暗，观之似粗鄙；洋地在海中，潮湿无尘，漆器之色极其华美，此各处水土使然，并非洋人所作之佳、中国人所作不及也。”圣祖认为物产精粗与不同国家的地理气候有关，而非华国工匠所特不能为。其子胤禛则以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在宫廷中开发出媲美东洋莳绘的洋漆工艺，本品即为雍正醉心洋漆研发之最佳案例。

对于今人而言，此器的又一重要价值，即在于证明清宫洋漆工艺的最高水准与倭漆精品无异，而构画设计，更兼世宗宫廷隽雅娴秀之内廷气质。此壶在装饰细节上，方方面面皆显示出华国独有之风，如海水腾龙纹样乍看与日本江户时期延续宋元墨龙的飞龙相似，但龙首及龙身设计皆与同时期的宫廷龙纹相一致，可比较另一套十三开《雍正行乐图册》中的一开“胤禛道装像” （图3），清波海水间有三爪蛟龙涌出，形象与本品极为相近；

图3：清 雍正 佚名

《雍正行乐图·道装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外，山岩形态虽极类江户风格，但与日本莳绘对山岩肌理的简略概括所不同，此壶之山石刻划细腻，或戗或挑或剔，延续晚明以来的绘画传统；壶柄之教子苍龙更毫无东瀛之气，与器身搭配和谐，展示出世宗宫廷艺术无与伦比的融合设计能力。一如以欧洲珐琅技术构置出独特的北京宫廷珐琅彩，又如将欧洲洛可可风格装饰融入中国陶瓷而相得益彰，在世宗的主持下，造办处网罗社会上，特别是江南、福建地区的漆艺人才进入内府，以东洋莳绘技术为基础，创造出独属于北京宫廷的华灿作品。

世宗对洋漆制作格外上心，其过问程度不亚于对珐琅彩研发的关心。据《清档》记载，早在雍正元年一月，造办处即受命开始了对日本漆器的学习与仿制：“（雍正元年一月五日）怡亲王交洋漆罩盖套一件……配做火链”，至一月九日怡亲王又谕：“再将玳瑁火链包、 仿洋漆火链包……每样做几件。”雍正七年末，皇帝下令在圆明园特别建造专做洋漆的地窖式工坊“窨房”，《清档》有“（七年）十二月初九日，郎中海望为仿做洋漆活计，修凿地窨事奏……”等记载，此后清宫洋漆的品质和数量都大为上升。此外，对待作品格外出色的工匠还予以较丰厚的赏赐，以示鼓励，如雍正四年，漆匠秦景贤曾因“洋漆方盒做的甚好”，而获得10两赏银。

然观本品之风格挺俊隽逸，雕琢圆润柔和，螭龙及飞龙的形象皆明显带有康熙遗韵，应属雍正朝较早期之作。查阅《清档》，雍正三年有“洋漆套盒内多木壶一件（内盛瓷钟六个）”的记载，此外，同年有“怡亲王谕，照洋漆鸭蛋壶式样，做珐琅壶一对”的记录，所记之洋漆（图4）、珐琅鸭蛋壶（图5）今皆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洋漆壶饰黑漆金莳绘山水纹样，其山岩的工艺与形象风格正与本品相近，可知本品之设计即受到此类日本山水莳绘器的影响。

图4：日本 江户时代 黑地金莳绘山水蛋型壶，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5：清 雍正 铜胎画珐琅黑地五色番莲蛋型壶，北京故宫博物院

总体来说，本品之制作时间略早，应在雍正七年圆明园建造窨房之前。而与洋漆鸭蛋壶相比，本品技艺之精巧毫不逊色，而图画设计更有过之，非内廷第一流高手所不能为。今存雍正朝洋漆匠人名字甚少，此等工艺或即出于前述曾受到嘉奖的秦景贤等人之流。

为摹仿日本漆器，所以宫廷洋漆作品皆不署年款，至今无一例有雍正年款的作品被发现。同时，本品僧帽沿处之所以饰作“四爪”飞龙，亦因日本漆器绝少绘画五爪龙，而特别予以调整所致。在宫廷洋漆制作优异的情形下，如何区别北京宫廷制品与日本作品成为一大难题，而此壶之现世，在洋漆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文献”意义，因多穆壶这一造型绝不可能出现在江户工艺中，遂此成为与日本莳绘“酷肖难辨”但又确凿无疑的一件“标本”级作品。

按多穆壶，初见于元，应为蒙古族贮存奶茶、酥油茶及酒的特别造型，因蒙语“dom”“domb”，音转为“东布”“多穆”而得名，后扩展影响到满、藏地区。清代称为“茶筒”，用于奶茶的饮用，是满族生活中的重要器物，在清代“后金”时期，已有努尔哈赤用多穆壶招待九路部落首领的记载，可见多穆壶是满族人的传统用具之一，并具有一定的礼仪性质。皇帝大婚所下聘礼的“大征礼”中，即有“金茶筒”的出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镶宝金多穆壶（图6）即是实例，郎世宁画《乾隆围猎聚餐》图中，亦可见到士兵以金多穆壶为乾隆皇帝进奉奶茶（图7），可见多穆壶在清宫中的超然地位，是极具时代和民族特色的一种特殊造型。

图6：清 乾隆 镶宝金多穆壶，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7清 乾隆 郎世宁 《乾隆围猎聚餐图》北京 故宫博物院

局部示“金多穆壶”及“奶茶碗”

按北京故宫博物院夏更起先生之研究，清宫仿洋漆制品80％为平莳绘作品，只有极少数的高莳绘器物，而高莳绘器物中，又以各式盖盒为主。此等制作精湛又高昂硕大的多穆壶，存世尚属仅见，在清宫档案中也记载寥寥，除雍正朝记录外，暂仅见乾隆七年有“洋漆多木”一件，传旨配座用于陈设。档案记载未说明壶的制作时间，或为雍正朝遗物亦为可知。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丹枫呦鹿为中日艺术所共有的自然题材，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之江户时代黑地金莳绘枫鹿纹砚盒（图8），其枫树曲柔四绕，极富装饰意味，而本品之枫树细瘦挺劲，枝杈直挑，与日本风格形成差异。鹿自古为吉祥瑞兽，有增寿、添禄之譬喻，又以“百鹿”谐音“百禄”，成为中国装饰艺术中长盛不衰的主题。

图8：日本 江户时代 黑地金莳绘枫鹿纹砚盒 日本 东京国立博物馆

史载宋人有善画《百鹿图》者，元明时期，则有以缂丝织成百鹿纹样的锦缎。明万历有青花五彩百鹿图罐（图9），为瓷饰百鹿图之始，清代御瓷中，乾隆洋彩百鹿尊（图10）为当之无愧的第一等珍器。

图9：明万历 青花五彩百鹿图罐，台北“故宫博物院”（左）

图10：清乾隆 洋彩百鹿尊，台北“故宫博物院”（右）

耶稣会传教士艾启蒙原籍捷克，于乾隆十年来到大陆，师从郎世宁学画，后供职宫廷，擅翎毛、走兽，与郎世宁、王致诚、安德义四人合成“四洋画家”，极受清廷重视，所画作品中有“百鹿图”一卷（图11），为写生鹿图的经典之作，可见乾隆朝“百鹿”题材的盛行，这可能与乾隆标榜骑射立国，重视演练军伍，多次于到木兰行围，秋狝哨鹿所故。

图11：清 乾隆 艾启蒙 《百鹿图卷》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然雍正朝宫廷艺术中“百鹿”题材尚属稀有，此件黑地金莳绘涛水云龙百鹿图无论品种、品质、品级，皆为御制造物第一等作品，其艺术性、文献性与稀有性，也是近年流通的宫廷艺术作品中所难能可见的。

清乾隆 镶宝嵌珐琅花片金胎掐丝珐琅多穆壶，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