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说不清、讲不明的疑团、谜案太多。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的时间段，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历史资料、考古文物，会有截然相反的评价。

比如说三国末期的姜伯约，这位汉朝最后一个大将军，《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往死里批判姜维，称他是穷兵黩武，耗尽民力，临阵变节的小人。

然而，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权臣桓温入蜀之后，发现了姜维投降之际递交给刘禅的密信，其中的一句“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彻底扭转了姜维的形象。

无独有偶的是，近代太平天国李秀成也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人们总以为李秀成始终没有投降清廷，可等到了1962年，一则新史料——《李秀成的自述》重见天日，又让人们重新改观了李秀成。

李秀成的供词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攻克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这标志着天国政权的灭亡。

湘军统帅副帅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抓获了天国最后一位留守天京的大将李秀成，当晚，曾国荃就急忙驱马赶到曾国藩的家中，向他禀报：“大哥，大哥……李秀成押到了。”

曾国藩得知消息后，也是满脸的笑意，说道：“到时候把李秀成解往北京，朝廷再也无忧了。”

借着月色，打着灯笼，曾国藩在小厮的引导下，来到了暗无天日的大牢，见到了披头散发的李秀成。

两个人谈论了什么，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

不过有历史学家曾做过推测：李秀成想仿效姜维，劝曾国藩自立为王，举起反抗清廷的大旗。

到那时，李秀成先假意辅佐曾国藩，再谋求时机，召集旧部，重振天国。

当然，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并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这一点。

审讯过后，李秀成要来了一份笔墨纸砚，写出了一份有关太平天国从建立到最后失败的供词，人们将其称为《李秀成亲笔供词》。

不久，李秀成被清廷诛杀，曾国藩将“供词”誊写了一份，上报了朝廷。

征得清廷统治者的同意后，这份供词得已公开印行。

颇为蹊跷的是，曾国藩却将原件秘而不宣，一直私藏在家中的富厚堂藏书楼。

又几十年过去了，天下几经易手，国民党败逃台湾，曾氏后人将供词原件带往了台湾。

一百年的时间，这份供词原件如同睡美人一般，一直沉睡在阁楼之上，世人也无法得见真容。

供词不露面，人们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刊印的基础上“加工”，产生了许多不同的供词版本，，比如说曾国藩最初上奏的“呈奏本”、前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在《华北先驱》周刊连载的“李译本”、1951年著名天国史学家罗尔纲撰写的“罗抄本”。

同时，供词也引发了史学家有关李秀成供词真伪的百年之争。

有的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压根就不存在供词，完全是后人编造的谎言。

直到1962年台湾原件的出现，有关供词是否存在的争论才有了一个公论。

这一年，居住在台湾的曾国藩的曾孙辈——曾宝荪、曾约农两人从家中掏出了供词的原件。

原件的露面，成为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燃起了人们的好奇心。

台湾世界书局以供词原件为底本，找来了杨家骆教授，按照相近规格的纸张和原版尺寸，影印出版了《李秀成亲供手迹》，首次将供词原汁原味披露，人们才相信李秀成死前，确实写过一份供词。

这份原件，每页都有曾国藩的亲笔批语，删改字句和标点符号。全书共74页，均一一如原样原色。

据说李秀成之所以会允诺写下供词，主要是曾国藩的攻心计策起到了作用，让李秀成的思想发生了一些改变，表示“愿将国中一切供呈”。

从李秀成受刑之日前的九天时间里，一共写了三万六千一百余字。

每天都有专人将其当天所书送呈给曾国藩，曾国藩将“其别字改之，其谀颂楚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败亡有十误，亦均删之”。

李秀成死后，曾国藩立即命令幕僚将供词“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了130页，每页216字，装订成一本”。

次日，曾国藩令专人护送，递交给了北京。

那么为何李秀成的供词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才公布与众呢？

其实，这就是曾国藩老谋深算的地方。

如果过早公布，曾氏一族恐遭灭门之虞。

曾国藩的心机

作为湘军的统帅，曾国藩的政治能力无疑是点满了。

不得不承认的是，曾国藩还是一位工于心计的谋略大师，他再清楚不过供词的分量和内在价值了，故而要选择性地对供词进行删改。

拿到供词的第一时间，曾国藩就是要对其进行评估，尽可能让供词产生正面影响，而把对湘军、曾氏家族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在供词原件中，可以看到曾国藩有四处，并未向清廷主子说实话，存在着欺瞒君父的罪行。

头一件便是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死因一事。

供词原件记载：“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

很明显，洪秀全生命后期，有些”摆烂躺平”的嫌疑。

一来战事不顺，政权不保，洪秀全极为着急。

二来洪秀全重病缠身，自己又自暴自弃，不听医嘱，拒绝服药，任由病情发展。

可是曾国藩为了邀功，于清朝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上奏朝廷时却说：“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

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曾国藩在7月7日，杀了李秀成，上奏朝廷，捏造了天国宫中奴婢，提及“洪秀全因官军攻急，万念俱灰，服毒身死。”

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去庇护，曾国藩把《李秀成自述》中的这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至于第二件，则是关于李秀成被俘一事。

实际上，李秀成当时只身一人，逃难到天京城东南的荒山上，随身带有许多珍珠宝物，结果被上山砍柴的村民认出。

村民起了歹心，要夺取李秀成身上的宝物，但分赃不均，发生了争执。

李秀成便被活捉，交给了曾国荃。

这一点，曾国藩也进行了改动。

他在原稿上，用朱笔将“是以被两个村民”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

这样一来，抓获李秀成的功劳自热而然落到了曾氏兄弟的头上，无形之中又增添了自己的功劳。

第三件则是李秀成保卫年幼的天王从缺口处，冲出天京的时间问题。

在原件中，李秀成的原话是这样的：是日将夜，寻思天计……

不得已，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

可曾国藩只简单挥了挥笔，就将“初”字改为“四字”，将“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指的是傍晚19点到20点之间。

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当时的情况是，湘军将天京团团围住，如果这时候就突破重围，曾国藩围剿不力的过失则摆在了台面上。

基于此，曾国藩将时间改到了四更（第二天凌晨一点），这样会减轻带兵大员的责任。

最后一处是曾国藩删改了天朝十误中的第十误。

李秀成的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李秀成十分痛惜天国的政策设立的毫无章法，不能立足于天国的实际情况，导致满盘皆输。曾国藩本来是用朱笔整条划去。

清廷看见之后，命他详细补录，曾国藩便改为：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

本来李秀成谈的是政治战略方面，曾国藩一改，便全归咎于军事上的失策。

另外，这样改动还掩盖了曾国藩久攻天京不下的无能，而且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的一部分功劳都算在了自己头上。

这四处改动，纵有欺君罔上之嫌，但说破天也不过是贪功己有。

纵然是据实禀报，顶多也就是受到处分，不会有灭门的危险。

可更关键、更要命的还在后头，《李秀成自述》中最后提到的就是劝曾国藩自立为王，推翻清廷的统治，所以曾国藩才要撕毁原稿74页之后的内容。

李秀成深知中国历史上的权臣，比如曹操代汉自立，赵匡胤黄袍加身。彼时的清廷腐败不堪，满清贵族不值一提。

反而曾国藩，则是握有军队的实力派地方军阀，更是儒家学说的领军人物。

曾国藩和清廷也不是无话不谈的君臣模范，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

清廷既要依靠曾国藩去剿灭天国，同时又忌惮曾国藩地方诸侯势力做大。

在曾国藩的后人所讲述的曾家口碑中表述得一清二楚，即“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

1936年，清史专家孟森就谈到这个传说。

在晚清的一些笔记中，也记载了许多曾国藩部下在湘军称霸东南之时，就劝曾国藩裂土称王，恢复汉家天下的故事。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向兄长劝进，对此，曾国藩彷徨无措，一整夜徘徊。

第二天早上，曾国藩才答复道：“人家待我们还好，何忍出此？”

试想一下，如果曾国藩将李秀成劝自己造反一事，也原封不动写入供词中，等待曾国藩的将会是一个下场“狡兔死，走狗烹”。

曾国藩死后，清廷还延续到了1912年，在此之前，都不能公布供词，否则都将会祸及满门。

即便是到了抗日时期，曾家后人也不能公布。

因为那时清廷是人嫌狗厌的前朝，自己的祖先替前朝卖命，又不敢竖起义旗，还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一旦过早公布，也必定会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

结语：

老辣的曾国藩对供词的技术性处理，不仅维护了家族利益，也借供词宣扬了湘军的功劳，保护了下属同僚。

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但可惜的是这人无大义，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终究是大地主的代言人。

参考资料

《揭开李秀成供词之谜》 档案时空 2016年第5期

《李秀成供词真伪，曾国藩缘何篡改》 读史札记 穆子

《再论李秀成被俘后“变节”的问题》 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