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录：辽东防线崩溃真相揭秘

〈前言〉

【自古以来，边境的军事防守都是一个国家稳定的根基所在，特别是在热武器不发达的古代，构筑成边境线的长城，对于防御关外异族的入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几乎每个朝代的明君，都将巩固边境作为政绩的首务，因为边疆不稳，关外的那些野蛮残忍的异族就会觊觎中原、入侵境内大肆烧杀抢掠，这无疑是在挑衅及削弱一个王朝国威，同时也会给国内的经济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虽然一个王朝创建之后，国力势必将逐年衰弱，但是就以明朝晚期为例，堪称政治民生至暗时期的天启年间，朝廷内外也不乏有忠心事国的良臣，也并非全是一群投机倒把的乌合之众。

但是，有的草药用对了病症，它便是味良方，若是炮制方式或用量不对，它亦可变成害人的毒药。

大明这头曾经威风凛凛的猛虎，到崇祯时期早已是百病缠身、气若游丝了，朱由检这位仓促上位的帝王，是否可以将明朝十几代君王都头疼的固疾稍加缓解呢?一切都未可知...

本篇将详解有关明末边患的来龙去脉，从万历一朝开始，去剖析其中鲜为人知的原由，以及朱由检在位期间是如何处理辽东局势的。】

—【新帝即位后重大决策之二】：

处理边境外患▼

当朱由检紧锣密鼓的铲除魏忠贤一派后，这个新上任不久的皇帝自以为将朝廷内政处理的人人称道，他认为朝廷最大的祸害就是魏忠贤。然而，内廷在皇帝大刀阔斧的动作下失衡后，其潜在的危害与影响力同时也在左右着明朝的另一大隐患——（后金入侵）。

想了解为何后金如此强大，就要从它的发源时间开始深入剖析，当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政权一路破关斩将、蚕食明朝土地时，明廷又处于什么状况？当权者又做了什么决策呢？

——【万历帝时期】

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因明朝误杀努尔哈赤父的祖、父，随后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一路上攻城拔寨，兵势锐不可挡。万历十一年，正是明朝中兴之臣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此时的后金犹如草原上爆燃的野火，正逐渐地漫延向整个辽东地区。

实际上明朝的北镇边防，自宣德年间（朱瞻基在位时）就已经出现了边防松弛、战斗力低下的情况，一直到了后面的历任皇帝边境的情况都是如此。直到张居正担任首辅，通过他近十年的改革政策，加上重用戚继光等人防守边境，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善。

然而，张居正死后的第四天，万历皇帝就开始着手清算了张居正，神宗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其家属或饿死或流放。而他扶持的一帮忠心事国的廷臣良将，将原本稳定的政治格局与边防布局全盘打乱。

实际上，在张居正担任首辅主政时，对于边防的政策就是以防守为主了。当时在北边防务的将领是赫赫有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在边防布置稳定后，戚继光也曾向张居正提议过：“能否主动出击剿灭边境周围小规模骚扰的游牧民族？”。张居正告诉戚继光：“现在你可以守好边关就已经是大功一件了，其他的事要从长计议。”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眀朝原本就诟病频发的边防到了万历一朝，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而自宣德帝开始，历代皇帝几乎都懈怠对边关的防务，加上朝廷内部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这一问题一拖再拖。

所以张居正必须给孱弱的明朝打一剂强心针，必须刻不容缓地从头到尾改革一番，去除弊政、强兵富民。而战争何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家大事，不仅费财费力还不能肯定有成果，万历时期的朝廷，实际上就已经承受不了战争的开销了，张居正要想安下心好好改革，那边关就一定得牢牢守住，等到国家改革有成效，实力允许时再作打算。

得益于张居正的十年改革，明朝的国力和经济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从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起，万历皇帝在八年内连续发动了三大征（实际上有五场大规模战役）。虽然这几场战役对于巩固明朝的领土和威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八年下来，光是这几场战争就耗费了大约一千二百万两白银，如此庞大的军费，给明朝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要知道万历时期一年的国库也才二千万白银左右。

可能有人觉得这个数字没有多少，因为八年下来，明朝的国库税收也有1.6亿两白银左右，这个问题后续的文章会着重讲述一下其中的原由。

下面就单独讲一下，影响明朝边境局势的决定性战役，五大战役中的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之战》：

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在起兵扩大势力的时候，此时正值明朝改革中兴之后，国力最强盛的时期。此时，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政权才刚刚崛起，正在慢慢兼并关外的女真各部，若此时就对后金政权进行剿灭，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或许明王朝还能多存续十几年。

因为后金政权崛起时势力尚小，还不能明帝国抗衡，所以在前中期努尔哈赤为了麻痹明廷，主动向明朝示好称臣，与镇守辽东的明朝将领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镇守边关的将领普遍与关外势力有着利益的来往，再加上万历十四年后皇帝鲜少插手政事，所以他们对于努尔哈赤的兼并行为，基本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系列有利条件，给后金政权提供了一个温和的势力扩张环境，明朝这种养虎为患的行为，最终肯定会被这头野蛮生长的野兽所反噬...

【战役开始】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趁明朝朝廷党争激烈、防务松弛的时机，决意对明用兵。

农历二月，努尔哈赤召集诸臣讨论用兵方略，决定先打辽东明军，然后吞并叶赫部，最后夺取辽东。农历三月间，后金加紧秣马厉兵，扩充军队，修治装具，派遣间谍，收买明将，刺探明军虚实。在经过认真准备和精心筹划之后，努尔哈赤在农历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师反明，历数明朝对女真的七大罪状，率步骑2万向明朝发起进攻。

首先，努尔哈赤进攻了抚顺城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军所顺利攻占。后金军袭占抚顺、清河后，曾打算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兵力不足，翼侧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同时探知明王朝已决定增援辽东，便于九月主动撤退。

抚顺等地接连失陷，让明神宗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就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出兵辽东，大举进攻后金，但由于缺兵缺饷，不能立即行动，遂加派饷银200万两，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兵力，增援辽东，又通知朝鲜国、辽东的叶赫部出兵策应。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援军虽大部到达沈阳地区，但粮饷未备，士卒逃亡，将帅互相掣肘。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明军集结全国20万精锐，加上叶赫部、朝鲜军队，号称47万向辽东发起进攻。由于明朝朝廷财政紧张，无力长期供养辽东集结明军作战部队，所以明神宗一再催促杨镐发起进攻，于是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

经略杨镐集合了这号称二十万的精锐，计划在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时，先会师于沈阳，然后再兵分四路，约定好三月初一日齐出边境，合兵攻取满洲都城。原本拟定在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出边进击，但因天降大雪，改为同月二十五日。同时，下令明军四路兵马在农历三月初二会师进后金老巢攻赫图阿拉。

其实四路的明军出兵之前，明军的作战企图就已经被后金侦察清楚了。努尔哈赤探知明军行动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道路险阻，路途遥远，不可能迅速可以赶到预计地点，所以打算先剿灭其主力军，于是决定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6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

【四路明军战况结果】

——西路军被灭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明朝刘綎军先头部队自宽甸北上，杜松率领明军主力已出抚顺关东进，但进展过速，孤立突进，努尔哈赤军只派五百人拖住其进军速度。

三月初一，杜松军因突出冒进，已行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然而明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随即努尔哈赤亲率六旗兵4万5千人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

两军交战时由于正起大雾，天色阴晦、能见度极低，杜松军便点燃火炬方便炮击，而后金军利用杜松军点燃的火炬，由暗击明，集中箭矢射向明军，杀伤甚众。努尔哈赤趁着天色以及明军阵营的兵力空虚，攻占杜军的营地，总兵杜松、王宣等人均在战斗中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

——北路军大部被歼灭

明军主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形孤势单，处境不利。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一的夜里，明朝北路军由马林率领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当得知杜松军战败后，便不敢冒险前进，将军队分驻三处就地防御。努尔哈赤在歼灭杜松军后，就将八旗主力转锋北上，去尚间崖方向迎击马林军。

三月初二早晨，马林军队刚要拨起扎营的器物准备向南进军，发现努尔哈赤率领的军队到了，就率军队重回宿营地重新扎营布列战阵，阵列方形，同时命部将潘宗颜、龚念遂各率万人，分屯大营数里之外，形成犄角之势，并环列战车以阻挡敌骑兵驰突。

后金方面则先派一部骑兵横冲明将龚念遂营阵，接着以步兵正面冲击，随后攻破了明军车阵，击败龚念遂军。

马林与后金军对峙一上午后，见后金的援兵已到，后金军队在帅旗下聚集起来的兵加起来也不过二旗再多四五千人，而且后金军离营又远、队不成列，认为后金的兵力也就只有这些了。马林决定集合兵力主动出击，进攻位于东面的后金军队，代善及贝勒等人前往迎战，这个决定导致明军死伤过半。

这时，恰巧追杀明将龚念遂部逃兵的六旗兵也赶到战场，其先头部队见状直取马林大营，明军持枪对战，然而在东、南路后金军队的夹攻下，明军终究抵挡不住后金的进攻，大败而逃，北路明军大部被歼，副将马岩等人被杀，马林自己仅率数人逃走。

——东路惨败

明朝刘綎所率的东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赫图阿拉。而且他此时并不知道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迎击刘军。

三月初三，为了全歼刘军，努尔哈赤采取诱其迅速前进，设伏聚歼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达里岗（赫图阿拉南）布置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綎速进。

刘綎信以为真，立即下令轻装急进。

三月初四，明军东路刘铤军从宽奠出发时，后金东边的人民都躲避到深山老林中去了。刘铤率军一路上攻占山寨，为了快速行军，便下令将瘸子、瞎子等不能动的人杀死，一路向前进军。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便遭到后金伏击，兵败身死，东路军随即溃逃，努尔哈赤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

——南路溃逃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但却对三路明军没有作任何策应。

当得知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才在三月初五，慌忙传令李如柏军回师。而李如柏军因为行动迟缓，仅行军到虎拦岗（在清河堡东）。当接到撤退命令时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鸣螺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

〈战局影响〉

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次战役，明朝文武将领死亡310余人，军士死亡45870余人，阵失的马、骡、驼共28600余匹。此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等地，征服了叶赫部，酋长金台吉、布扬古被杀死，余部俱降建州。

萨尔浒战役过后，明朝再也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主动进攻行动了，只能被动防御后金军队的进攻。而明朝因为连年不断的战争，造成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明朝不断加重赋税，同时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导致明朝遭遇内忧外患的袭击，两面作战。

实际上发动萨尔浒战役，对于明朝来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明军对外宣称的二十万精锐大军，皆是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的一支成员复杂的军队，其中大部分缺乏训练、装备落后、缺粮缺饷。而万历皇帝因为缺乏军饷急需短时间结束战争，不考虑整体的布局和天气情况，便让军队仓促进攻，这一波主动送人头送装备的操作，使得明朝边关的处境越发艰难，后金因此变得越发强大。

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到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战役，整整三十六年的时间，明朝都未对后金政权采取必要的措施或军事行动，任由其野蛮生长，而努尔哈赤在几乎控制整个努儿干都司后，其军事实力与明朝相比只强不弱了，剑锋直指明朝。

然而当此时的万历帝幡然醒悟时，想着要经过军事行动强压剿灭，却不知后金这环饲中原的野兽早已是尾大不掉了。

——【天启帝时期】

由于明光宗朱常洛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登基，九月初一便驾崩了，于是众官员便拥护太子朱由校天启帝于九月六日即帝位。

朱由校即位后，逮捕了辽东总兵官李如柏。同时命辽东巡抚兵部侍郎袁应泰，代替了有胆识的熊廷弼经略辽东。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军攻陷了沈阳，明总兵尤世功、贺世贤都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戚金、张名世前去援助辽东战事，和后金军在浑河大战，但也全军覆没。之后，努尔哈赤攻取了明朝辽东重镇辽阳，经略袁应泰自杀。

努尔哈赤攻取辽阳之后，明熹宗再次启用熊廷弼，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事务。八月，升任参将毛文龙为副总兵，命他排派兵守镇江。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后金军攻取西平堡，明副将罗一贵战死。镇武营总兵官刘渠、祁秉忠在平阳桥与后金军大战但是最后战死，王化贞与熊廷弼只能撤入关内。

而天启帝在位期间重用魏忠贤，他统领的政治集团俗称阉党，与东林党等派抗衡，他们不仅残酷地排除异己，还加深了对地主阶级的盘剥，使得民不聊生，政治极度黑暗。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六君子先后枉死。

因为兵败辽东的熊廷弼与东林六君子私交不错，这就导致了魏忠贤要对付他。最终，熊廷弼与王化贞同一命运，都被处死，传首九边。十月，兵部尚书高第担任蓟辽总督，孙承宗不久告老还乡。

而由于总督高第怯战，命令关外各城守军拆除防御设施，撤入关内。所以，锦州、右屯和大、小凌河等地城堡均被放弃，唯独袁崇焕申明利害，誓守宁远。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进攻宁远，明朝总兵官满桂、宁前道参政袁崇焕固守宁远。袁崇焕临危不惧，召集诸将议战守，决定采取坚壁清野之策，组织全城军民共同守城。不久用红衣大炮击败了努尔哈赤，史称“宁远大捷”。二月，袁崇焕被任为佥都御史，专理辽东军务，镇守宁远，三月晋升他为辽东巡抚。

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十八日，朱由校祭祀方泽坛完毕后，在客氏、魏忠贤等人的陪同下，到西苑游船戏耍。因忽起狂风，天启帝不小心跌入水中，后被救起却受到了惊吓，由此落下病根，又因滥饮“灵露饮”仙药，浑身水肿、卧床不起。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乙巳（十二日），朱由校在乾清宫召见内阁大臣、科道诸臣，下诏说魏忠贤、王体乾对皇帝忠心耿耿可以用来商议国家大事。召五弟信王朱由检入卧室，说：“来，吾弟当为尧舜。”命他继位，次日，召见内阁大臣黄立极，说：“昨天召见了信王，朕心甚悦，身体觉得稍微好些了。”八月乙卯（二十二日），朱由校驾崩于乾清宫。

信王朱由检随即于八月丁巳（二十四日）登基，年号崇祯。

——【崇祯帝时期】

焦灼的辽东局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发不可收拾，后金的实力不断增强，一步步逼向大明的国都北京。就在此时，明帝国最后一位帝王朱由检，被托付于这个风云动荡的王朝，而岌岌可危的辽东边关形势，也随之悄然在发生改变...

在朝堂之外，崇祯初年最大的难题是收复被后金占据的辽东。朱由检将这一重任交给了曾在天启末年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的原任辽东巡抚袁崇焕。袁崇焕此前因私下议和与不救锦州而被弹劾，不得已辞职返乡。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十九日，朱由检就起用袁崇焕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管兵部添设右侍郎事。

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朱由检以袁崇焕取代王之臣，任其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州、天津等处军务。

【袁崇焕一案始未】

七月十四日，朱由检在平台（今保和殿居中向后的云台门一带）当着群臣的面召见袁崇焕，袁崇焕提出了“五年平辽”的目标，并请求朱由检授予他便宜行事之权，朱由检大喜过望，表示：“五年灭奴，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钱龙锡等四名阁臣亦称赞袁崇焕是“奇男子”。随后，袁崇焕又请求吏部和兵部的用人、户部的转饷、工部的制造都要配合自己，也不可听信谗言，朱由检亦一一应允，指示各部尚书配合袁崇焕，允诺不听信任何谗言，又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随后袁崇焕前往关外前线。

袁崇焕到任后，整顿防务，委任祖大寿守锦州、何可纲守宁远、赵率教守山海关，对外联络明朝藩属哈剌慎朵颜三十六家（原朵颜卫），开市给赏，加以安抚。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日，袁崇焕以先斩后奏的方式杀东江总兵毛文龙于双岛，接着上疏请罪。朱由检起初得知毛文龙被杀，感到十分震惊，转而觉得毛文龙已死，不能复生，而对袁崇焕的“五年平辽”仍抱希望，所以非但不加责备，反而“优旨褒答”。

同年十月下旬，后金大汗皇太极在西征蒙古途中决定掉头攻打明朝，兵分三路突破大安口等处长城关隘，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战死于遵化，袁崇焕率关宁军从宁远回防蓟州镇，亦堵截失败，后金军于十一月二十日兵临北京城下，是为己巳之变。

袁崇焕率军救援北京，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军激战，迫使后金军退却。

十一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黑云龙等将领及兵部尚书申用懋等。袁崇焕穿着青衣玄帽入宫，强调形势严峻，朱由检“慰谕久之”，袁崇焕又请率兵入城，朱由检不许，赐给他貂裘和银盔甲后结束这次召见。

大约与此同时，温体仁已上密疏弹劾袁崇焕通敌，据说皇太极也使用了反间计，让被俘的明朝太监听到汉人将领鲍承先、高鸿中等谈论袁崇焕里通后金之事，然后放回北京。

十二月初一日，朱由检再次召见袁崇焕及满桂、祖大寿等时，就斥责袁崇焕：“尔擅杀大帅，以至今日。今又不能捍患御侮，则平日恢复之言何在？”命锦衣卫将他逮捕入狱。

同时，朱由检派孙承宗安抚东奔的关宁军，并以梁廷栋、满桂分别为文武经略，替代袁崇焕。

十二月十七日，朱由检命满桂出击永定门外的皇太极大军，反遭重创，满桂阵亡。皇太极亦意识到拿不下北京，便在留下表达议和之意的书信后及时撤军，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十六日从董家口出塞。

己巳之变是继庚戌之变后明朝京畿所受到的又一次重大威胁，朱由检追究有关官员的责任，兵部尚书王洽死于狱中，蓟辽总督刘策、山西巡抚耿如杞、总兵张士显等文武大员被杀。

八月十六日，朱由检数落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及给哈剌慎卖粮从而间接支援后金、图谋议和、纵敌不战、遣散援兵等罪状，将他凌迟处死。

袁崇焕获罪后，先前支持过他的钱龙锡、韩爌遭到史、高捷等亲温体仁的言官弹劾，相继去职，李标、成基命虽继任首辅，亦不能久安于位，先后辞任。

皇太极在己巳之变撤退时，曾占领关内的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此四城于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被督师孙承宗收复，是为遵永大捷。皇太极遂转换灭明方略，不再直接攻打北京，而是一面拔掉明军在辽西的据点，一面屡次派兵入塞掠夺。

崇祯四年（1631年）十一月，明军在辽西的最前沿——大凌河城陷落，孙承宗引咎去职。

【恶性循环的边防】

更严重的事态是吴桥兵变，山东登、莱地区士兵孔有德、耿仲明等在支援大凌河城途中哗变，回到登州、莱州，挟持登莱巡抚孙元化抗拒朝廷。

兵变到崇祯六年（1633年）二月才平息，但孔有德、耿仲明等成功突围，投奔皇太极，不仅引后金兵攻陷旅顺，更将红夷大炮的技术传到后金，后金由此开发出汉人炮兵与满蒙步骑兵协同作战的战术，使明军更加吃力。

崇祯七年（1634年）和崇祯八年（1635年），后金军在西征蒙古察哈尔部的过程中两次入塞掠夺，横行宣府、大同及山西腹地。

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国号大清，年号崇德，正式建立了一个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政权。随即他又派兵入塞大掠京畿，史称丙子之变。清军如入无人之境，在九月掠夺了十八万人畜后出塞，途中还留下“各官免送”的羞辱性木牌。

兵部尚书张凤翼下狱后自杀，朱由检于十月十三日起用正在守制的杨鹤之子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拜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管兵部事，将解决内忧外患、中兴大明王朝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杨嗣昌所提出的对清方针则是议和优先，以便腾出手来解决农民起义，此事由辽东巡抚方一藻和监军太监高起潜秘密进行，但因事机泄露，引发群臣反对，议和之事便被拖延，皇太极亦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第五次发兵入塞，京畿告急，是为戊寅之变。朱由检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入援，然而依然拿清军无可奈何。清军长驱直入山东腹地，攻陷58座城池、俘虏四十六万人畜（包括德王朱由枢），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才从容出塞。皇太极为了入关，连年侵扰松山、锦州等辽西堡垒。

崇祯十三年（1640年）七月，洪承畴率五万人从宁远驰援祖大寿驻守的锦州，与清军激战后败退。崇祯十四年（1641年），洪承畴又屡次出关救援，打退了清军的进攻，但锦州仍然在清军的包围之中。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洪承畴率大军前往松山、锦州一带决战，歼灭包围锦州的清军，但洪承畴主张持重，反对急速进兵。朱由检本来倾向洪承畴的建议，但陈新甲坚持己见，再加上从宁远回来的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也报告清军粮饷不继，每天骑兵只吃两餐，步兵只吃一餐，陈新甲便加紧怂恿朱由检催促洪承畴出兵，朱由检同意。

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接着率六万大军进驻松山，加上后续赶来的明军，共计八总兵、十三万兵力。八月，皇太极亲率三千精骑赶到松山，并派兵在松山至杏山之间列营，截断明军的联系。洪承畴派王朴、吴三桂、李辅明等六名总兵率军突围，被清军歼灭大半，于是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和辽东巡抚丘民仰被围困在松山城中。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在松山副将夏成德的内应下，清军攻陷松山，丘民仰、曹变蛟、王廷臣殉节，洪承畴被俘（后降清）。三月，坚守锦州的祖大寿降清，此外杏山、塔山二城亦被清军攻陷。战后，朱由检授意陈新甲与清朝议和，不料和议泄露，再次引发群臣反对，陈新甲不但不认错，还自认为有功，朱由检就在七月将陈新甲下狱，九月杀了他。皇太极见和议破裂，于十一月第六次发兵入塞，是为壬午之变。

此次入塞的经过与之前几次如出一辙，清军在饱掠数月、攻陷八十八城之后，带着三十六万九千名俘虏和三十二万余头牲畜等战利品扬长而去，事后朱由检又杀了两位蓟辽总督范志完、赵光抃来顶罪。随着内外两线战事的大溃败，明朝覆亡之象显现，朝野人心亦日渐离散。

三月初四日，朱由检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其余总兵也都有升迁。

与此同时，朱由检决定放弃宁远，征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率兵入卫，又征调唐通、刘泽清率兵入卫，结果刘泽清不奉诏，在劫掠临清后南奔；吴三桂手下虽有五千精兵，但因为要内徙关外军民，拖慢了速度；只有唐通的两千（一说八千）勤王军及时赶到，被派去守居庸关。

三月十五日，居庸关破，唐通投降。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的先锋抵达京郊，陷昌平，焚皇陵。

五月，守卫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两面受敌，内有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关，外有皇太极的清军在关外环饲。当听到国都失陷的消息时，吴三桂权衡利弊决定放清军入关，随后清军从山海关进攻中原，李自成败退，后金占据北京。

——衰败的开端

虽然后金做大做强的局面不是朱由检导致的，但朱由检作为最高指挥权的领导者，对于辽东边防崩溃的局面走向，有着直接的责任。自从这位新上任的皇帝处理完魏忠贤一案后，他仿佛对于处理政务，有着相当的自信与抱负，他迫切的想用证据表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然而，原本魏忠贤案就处理地诟病无穷的情况下，皇帝的注意力从内政转移到了边防，但崇祯时期的边关形势要比内政更加致命。战争费人费力又费财，这无疑给孱弱的明朝当头一棒重击，同时加重了国内社会的矛盾问题，而且国力会随着战事的发展会进一步衰败。

兵强马壮的后金政权在辽东四处攻城掠地，而明军光是防守城池便已是力不从心了，在这种此消彼长的颓势之下，皇帝所下达的决策稍有不慎就不是损兵折将、城陷失土了，可能将直攻破北京，导致国破家亡。

【边关形势恶化的根源】

首先，朱由检太轻信于因防守锦州、宁远有功的袁崇焕，根本没有考量其提出的“五年平辽”这四个字背后的复杂性与不切实际，只是空有一腔热血，便轻率地以举国之力去妄想实现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虽然后金边患始于万历年间，但后来明朝也对其展开过大小小的战役，特别是萨尔浒之役，二十万大明精锐损于一役，朝廷再也无力主动攻伐崛起的后金政权了，更何况是风雨飘摇的明末王朝。

朱由检登基时，后金早已羽翼丰满、兵强马壮了，其势锐不可挡，按理皇帝就应该舍小取大，放弃一些不太重要的城池，集中兵力防守长城周边重要据点及国都北京，这样明朝军队的损失才能降到最低，就不至于被消耗殆尽。

而朱由检却屡次三番在辽东战争中，要求明军主动出击入侵的后金部队，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决定，使得明朝的精锐一步步损失殆尽，边防处境越来越危险。

朱由检上位时，明朝的经济、政治、还有边关防务都没有完全崩溃，都还能正常运转。

但是袁崇焕一案开始，国力就开始急转直下，因袁崇焕所牵连的封疆大吏及文臣被诛杀十八名之多，然而这么多有才干的官员，在日渐严峻的边患形势之下，全被朱由检轻易的处死或下台，导致崇祯后期几乎无将可用、也无兵可遣。朱由检这种独断专行的处事作风，使得他与大臣及将领们君臣离心。

辽东方面因朱由检执意固守，而明军将领能力又参差不齐，后金方面攻向辽东时，起码有近一半的将领，因指挥失误或弹尽量绝而投降后金（清军），清军从辽东外围一路被清军拔营掠寨到长城周边，直逼京都。在这种此消彼长的颓势之下，明军的战斗力愈加低下，兵员素质更加杂乱，而清军利用诸多投降的明将及缴获的大量军事物资、装备，使得其战斗力直线上升，攻势愈加猛烈。

当朱由检领悟到辽东已不能固守，该屯集兵力于关内时，明军精锐大部基本上都被清军蚕食殆尽，而国内也因频繁的征饷导致民怨冲天，境内烽烟四起，军饷难以征收来维持军队的开销。

同时，原本即将被剿灭的叛乱武装李自成部，却在收尾时被朱由检抽调去抗击清军，导致其尾大不掉、死灰复燃，当辽东领土几乎尽失，明朝精锐又损失殆尽的情况下，明朝廷却无力却镇压日渐势大的民变，只能眼睁睁看着反民一路攻城掠地，直取北京。

最可悲的是，在崇祯末期明王朝大厦将倾之时，朱由检将大明最后的5000精锐，交给尚在狱中的大将孙传庭，期望他可以象几年前一样将李自成打败并镇压，但此时的李自成早已成为巨患了，兵力是孙传庭的好几倍，朱由检这一个自断后路的决策，不仅葬送了大明最后一支精锐和最后一员大将，也葬送了大明王朝的后路。

虽说明末一塌糊涂的边防局势不是朱由检一人所导致的，但明末这急转直下的严峻形势，正是他一手所造成，无论是内政改革、还是边关防务，一着棋错就可能会满盘皆输。

崇祯帝对于很多决策，太过急功近利，又容不得大臣将领们有大失误，在此危如累卵的局势之下，皇帝却不思体恤臣工、予于支持鼓励，却倍加苛刻政务的过失，君臣关系涣散之下，忠心事国的文武臣工，都会对大明朝及皇帝失去信心，由此国不亡也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