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株连”制度并不常见？商鞅这样解释！

商鞅：重刑治国是手段，而非目的！古代并不常判“株连”

公元前350年，一位名叫秦孝公的君王任命商鞅为相，他们旨在通过严苛的法律和重刑来震慑百姓，推动秦国的法制化进程。商鞅坚信，通过施行重刑可让人们遵守法律挑战社会秩序，以此实现国家的强盛。然而，他是否真正理解刑罚的真正效果呢？

回顾我国悠久的历史，可以在多个时期找到株连的影子。商朝商汤为了巩固权力，威胁部下若背叛便株连其妻儿，令人谈“株”色变。然而，与此同时，有些权贵却能逃脱灭族的厄运。无论如何，商鞅利用重刑法治的例子再次揭示了古代君主是如何利用刑法来维持统治的。

春秋时期，诸侯国间争斗不断，残酷的“灭族”屡见不鲜。赵氏孤儿故事家喻户晓，赵盾家族因权力斗争遭到屠岸贾陷害，最终被灭族。然而，太子夷皋亲属庄姬和她的儿子赵武起死回生，重振赵氏门楣。历史的车轮到了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更是将秦国法治推向极端，为后世留下了“严刑峻法”的深刻印象。

之所以商鞅推行重刑，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严刑峻法来抑制。其中的一项法令即规定，即便是在街上乱丢垃圾，也要受到重罚。然而，现实中，法律的威慑力究竟如何？秦国最终的命运就是最好的注脚：二世而亡。从史学角度讲，这也反映了人的天性不会因为重刑而改变，反倒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和反抗心理。

在古代，重刑可谓是一把双刃剑。试想，当拐卖或强暴犯罪必须被判处死刑，反而迫使罪犯为了逃脱法律追捕而选择灭口。一度人们认为重刑可以震慑罪犯，但在严刑峻法下，很多罪犯更加肆无忌惮的实施暴行。因此，商鞅思想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它对那时的治国策略，还在于它如何指引我们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很多族连政策对普通百姓来说实行得非常到位，却对权贵有所松动。例如，战国时期的赵氏孤儿不仅逃过一劫，还能东山再起。隋炀帝杨广，在推行“灭九族”政策时，连自己也可能成为这个灭族范围中的一员。

因此，现在的学者如罗翔教授重新评判这些古代法规，指出类似的政审政策可能并不公平。它所影响的，更多是普通百姓，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则有更高的机会得到宽容。这些话题不仅在学界讨论，还在网络上掀起了波澜。

秦国的重刑治世表面上是为打造一个没有犯罪的太平盛世，实际生活中却是对普通守法者的盛世幻想。当时的百姓受到了极大的法律压制，而那些真的罪大恶极之人却可能逃脱。这也是为何商鞅的在世时被誉为治世之雄，离世之后却家破人亡的关键。

随着时间推移，晋国的内部纷争逐渐显现，利用“灭族”策略成为解决叛乱和巩固权力的手段。八王之乱中各王爷利用灭族消除异己，导致朝政实际上由世家大族把持。东晋的王敦叛乱虽被原谅，但不久便成为压垮司马家的风暴眼。到了隋炀帝杨广时期，株连九族成为压制反抗的常见手段。

隋朝关于九族的株连，对反叛者杨玄感及其家族的处罚，显得尤为典型。这种酷刑看似无情，实则在古代法律体系中并不罕见。当然，历史中实际执行时，有很多豁免的案例。例如杨玄感的父亲杨素与杨广交情匪浅，彼此之间是复杂的政治伙伴关系。权力的旁笼之中，很难策略上决定谁该被株连，权力的边界也很难分明。

对比来看，汉朝对灭族政策的兴趣则逐渐减退，更多是采用抄家处罚。而后来的魏晋时期由于世家大族势力较大，皇权不得已降低刑罚标准。而到了隋朝，隋炀帝的“九族”酷刑，更多也是出于遏制乱世的无奈措施。#视界频道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