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起大旅行家徐霞客，大概所有人耳熟能详的都是他那本《徐霞客游记》，这是他游历34年，踏过江苏、浙江等21个省、市、自治区，考察撰成的60万余字的地理学名著，对后续地质地貌的考察影响深远，他也因此被后世称为“千古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他去世的第四年，徐氏家族竟发生了灭门惨剧，震惊江浙。

而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件灭门案的凶手，竟是徐家自家的奴仆们，徐家明明是公认的“积善之家”，是什么诱使这些家奴们下此狠手？

这就不得不要从明朝的奴隶制度说起。

一、明朝的奴隶

虽说传统意义上的奴隶制社会被限定在夏商周三代，但实际上，奴隶制度在各个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明朝也不例外。

在明朝中后期，特别是开放海禁后，江南地区日渐繁华，富户越来越多，特权阶级的土地兼并也越来越严重。

在重农抑商的国策下，土地是个好东西，如同如今的房地产一样，不管是用来租，还是用来卖，都是挣钱的买卖。所以在那个时候，衡量一个人有多成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他拥有的土地有多少，不仅地主喜欢，皇室贵族，官吏宦官也都喜欢。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价格被越炒越高，拥有土地的人也越来越富有。

同样，没有土地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

土地被兼并了，可是农民们该交的赋税却只增不减，尤其是江浙地区，以苏州府为例，田亩数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一，但税额竟高达全国的近八分之一。

他们的压力可想而知。

当时有一项“官绅免赋役”的制度，只要有了秀才功名，就可以免除四个人的人头税和徭役，举人翻倍，进士免除的就更多了。

于是，这些被税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自耕农，就选择把全家老小和田地“投献”给高门大户，以求免除赋役。

和我们印象里的“佣人”不同，明代的奴仆和主家是人身依附关系，就相当于把自己“卖”给了主家，是主家的“特殊财产”，主家可以支配奴仆的一切，包括时间、身体、甚至生死。

一日为奴，终身为奴，就连子孙后代也都是“奴籍”。

正如晚明作家王家祯的《研堂见闻杂记》中记载，“男子入富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呼之，不敢失分寸，而子孙累世不能脱籍。”

人如牛马，命如蝼蚁，卖身为奴之后，是没有丝毫的人权的。除了部分宽仁待下的富户外，在当时特权横行的时代背景下，大部分的奴仆都是不好过的，“奴多腹无坎食，膝无完裸，臂背无完肌肤”。

这种地狱般的生活，就算是铁打的，也很难忍一辈子吧。

于是在明朝政权岌岌可危之时，这些奴仆们也伺机而动……

二、江南奴变

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3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尽而亡，位于北方的明朝政权覆灭。

北方农民起义的滚滚浪潮，也一并刺激着南方奴仆们的神经。随着局势的动荡加剧，南方各地的奴仆们开始寻求机会，发动起义。

但此时的明王朝还统治着南方半壁江山，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弘光政权。

第二年5月，弘光政权就覆灭了，清军渡过长江，将朱由崧俘虏押往北京处死，清军兵不血刃占领南京。

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了常州府金坛县（今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坛的奴仆们，也不知是谁带的头，一人起势，一呼百应，当即宣布翻身。

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出卖自己的奴仆，最开始的目的其实也只是要回自己的卖身契，恢复到自由人的身份。

但随着事态的演化，起义的队伍也变得越来越大，不少日子同样过得很艰难的自由身参与了进来，有靠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农，类如现在的零工，也有靠租种地主土地生活的佃农，一并加入到了这场混战中。

在混乱中，这场起义的性质慢慢发生了变化，家奴们手持棍棒农具，将之前的主人捆绑起来，要把受到的痛苦刑罚，加倍偿还回去，发生了不少“烧杀立尽”的事情。

在反抗的队伍中，以“削鼻班”最为势大。明末江南为了避讳，以“鼻”来指代家奴，正如清代翟灏《通俗编·称谓》中记载：吴俗讳奴为鼻。所以这些家奴们将起义队伍取名为“削鼻”，寄寓了削掉奴仆身份和世籍的愿景，这场起义，也被冠上了追求平等人权和自由的正义名号。

然而讽刺的是，他们的起义，最终也被入关的清军击败，而清军对他们的惩罚，竟真的削掉了他们的鼻子。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徐霞客全家的“灭门案”，正是发生在这样的动荡中。

三、徐家“灭门案”

轰轰烈烈的家奴起义，也传到了常州府下的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

此时的主家们，正忙于抗清的火热起义中。

顺治二年（1645年）农历六月，为施行统治，建立政权，清廷下令中国南方各地军民人等一律剃发，改从满人服饰发型，否则军法从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激起了江南士绅们激烈的抗争行为。

在典史（县令的佐杂官）阎应元的率领下，江阴县士民们发动了起义，杀了江阴县令，树起反清大旗，清军也随即调兵围攻江阴。

前方士绅们忙着协力抗清，后院在此时也失了火，家里的奴仆们纷纷开始造反。

农历七月十五，江阴县南部马镇南旸岐村的徐家突然腾起火光，全家二十多人遇难，场面非常残酷血腥。

具体细节无从追溯，我们只知道，经过这场祸乱，徐家几乎全家覆没，徐霞客的长子徐屺、侄子徐亮工一家5口、徐亮采一家16口全部惨遭屠戮，只有寥寥三四人得以侥幸存活下来，多数家眷随着“晴山堂”大宅葬身火海，连尸骨都化成了灰，是真正的灭顶之灾。

徐霞客生前的300多万字的游记，也遭到劫难，只剩五分之一，也就是现在能看到的只剩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

江阴有名大户的徐氏家族，经此一难，再也没能恢复祖上的辉煌。

到了农历八月二十一，清兵攻破江阴，镇压作乱的奴仆，奴变至此被平息。

世间万物讲求因果报应，徐家的悲剧，是不是也是他们的残酷剥削所致？

四、徐霞客的家族

徐霞客出身于江阴徐氏，江阴徐氏在明一代，可谓相当富庶，拥有田产三万多亩，年收入超十万两白银。

到了徐霞客时代，虽不复当年盛景，但依然富富有余，有上千亩地，徐霞客的母亲还独立经营着一个中等规模的纺织厂。

徐霞客高祖（爷爷的爷爷）徐经曾在弘治年间与唐伯虎共同卷入“贿金得题”的科举考试作弊大案，被革去功名，此后徐氏一族便厌于走科举之途，开始寄情山水之间。

徐霞客虽说爱游山玩水，不像是一个上进的人，但人品其实没得说。

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当年他远行时，有个名叫静闻的游伴，静闻想去鸡足山（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抄录经文，于是二人结伴而行。但在路上，二人不幸遭遇了盗贼，静闻不幸受伤落水，随后病逝，死前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人将自己的骨灰带到鸡足山。

徐霞客闻言泣下，然后真的背着他的骨灰，一路爬山涉水到了鸡足山，亲手将静闻的骸骨安葬。这样的人，怎么说都不是那种刻薄寡恩的小人。

他对待家奴，也绝不至于苛刻，甚至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已经极其罕见了。

当他到达鸡足山时，一路随性的仆人顾行，不想跟着徐霞客跋山涉水了，竟背刺了他，不仅自己偷偷溜走，还把徐霞客所有的银钱都偷走了。

这在明代无疑是大逆不道的死罪，因为这一方面是直接弃徐霞客的性命安危于不顾，放在今天就相当于故意伤害罪。另一方面，在明朝的奴隶制度中，家仆属于主家的私人财产，不辞而别还盗窃主家财产，必定死罪难逃。

但徐霞客却选择了原谅：“及亦不能强之必来。亦听其去而已矣。”说人家也有难处，就没有再去追究。

结果后来，徐霞客在丽江重病缠身，双脚都不能着地，还是当地的人把他抬回老家，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享年54岁。

倘若当时的徐霞客去追究此事，也不知能不能避免这场悲剧。

他的家庭，同样也是个“积善之家”，据现有资料考证，他常年主持家政的母亲王氏，还有他的长子徐屺，都是比较和善的人。例如天启四年（1624年），农村灾荒，米价暴涨，徐霞客遵照母亲吩咐，用几十石米赈济地方灾民，不止如此，崇祯十三年（1640年），病榻上的徐霞客得知黄道周下狱，叫儿子千里迢迢赴京送寒衣……种种义举都让徐家在当地颇得人心，也并没史料记载有他们苛责或是虐待家仆的证据。

硬要说出个什么，徐霞客也确实有个过错，这是如今可以查到的徐家唯一的“丑闻”：徐霞客曾经让自己的婢女怀了孕，生了儿子名字叫李寄，我们现在看到的《徐霞客游记》，就是李寄整理的。李寄从未怨恨过父亲，且一生崇拜他，但遗憾的是，徐家一直未同意他纳入族谱。

但即便如此，也罪不至灭门吧。

所以，徐家“灭门惨案”的发生，追究其根源，可能真的和徐家人的为人如何关系不大。

那是什么原因呢？

五、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性

有一个名词叫“历史周期率”，说的是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不会超过300年。

一般来说，一个王朝的建立往往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前朝统治，建立新的政权，而此时是最需要得民心的，所以在王朝前期，多数是政治清明，人们安居乐业，国库开始充裕，一切欣欣向荣。

但到了王朝中期，大部分的资源已经开始掌握在少数特权阶级手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势力，这些王公贵族、士大夫、富商们就必须拥有更多的资源，于是他们就开始不断地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那些有地的农民，也就是金字塔的最底层，便成了盘剥的对象。

于是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此时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开始分化的极其明显，其中的阶级矛盾，也往往在这个时候开始显现。

当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威胁到个体的生存时，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便会一触即发，农民起义揭竿而起，社会动乱不堪。倘若镇压成功，那这个王朝还能存续个几年，倘若无力镇压，也就意味着要易主了。

接着再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对权贵阶级重新洗牌，循环往复。

明朝就是如此。

而“历史周期率”中暴力推动朝代更迭的过程，就伴随着人性之恶的大爆发。

人性本恶，好的制度会抑制恶，引导向善，但坏的制度只能激发并助长人性的恶。

在明朝，土地制度和奴隶制度本身就是由特权阶级制定的，服务的也大多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靠强制力实施。人心不足蛇吞象，当掌控和占有欲不受限制时，特权阶级的剥削就会逐渐变得失序，手段也会更加简单粗暴，按这个道理，那些遭受奴变罹难的富户，可以说是罪有应得。

那这些起义的奴仆们就一定是正义的吗？不然。

其实在当时，江南这些奴仆们去“投献”这些富户，的确有局势所迫，但主动选择更多，谋求生存，也确实无可厚非。

但除去那些罪有应得的富户，像徐家这样宽仁待下的，为何也遭受此祸？当时人留下的“第一手记录”中，有很多灭门惨案，受害者也同徐家一样无辜，至少是“不该承受之重”。

这些悲剧，并非由于主人平日待仆苛刻所激，而是在乱世之下，规则失序所激发出来的暴力思维，只不过是披上了旗帜正义的外衣。

明清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动荡，导致本就病态的统治规则变得失序，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人性的恶被激发，这些奴仆的反抗变得盲目，变得极端，演变成对一切压迫阶级的仇视，于是暴力变得更加暴力，以至于过激。

徐家的悲剧，其实正是人性之恶的残忍体现。

有句话说的相当经典：人世间有两样东西是不能直视的，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性。在病态的、失序的规则之下，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

真正的文明，还是需要良性的制度去规引、去约束，唯有这样，徐家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

2.《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3.王研堂，《研堂见闻杂记》，北京: 中华书局，2023；

4.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5.陈锡良，《徐霞客是关注社会问题和民生冷暖的活动家》，宁海县人民政府，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