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笔下的燕京乡土记：忙年背后的传统与文化

腊鼓，是腊月的社鼓，过去有腊鼓催年的说法，这“催”字用得好，催是催促，不能再停留，不能再等待，这就意味着“忙”了。因此腊鼓声声，先从忙年说起。人生是忙碌的，春忙种，秋忙收，一进腊月，便又要忙年，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了。《春明采风志》记云：“凡年终应用之物，入腊，渐次街市设摊结棚，谓之蹿年。如腊八日前菱角、米、枣、栗摊。次则年糕、馒首、干果、叶烟、面筋、干粉、 香干、菜干……江米人、太平鼓、响壶卢、琉璃喇叭，率皆童玩之物也。买办一切，谓之忙年。”

由“蹿年”到“忙年”,这段文章中间罗列的品名极多，有吃的用的、敬神的、玩耍的，中间一段文字将近百种。这种罗列品名的风土文章写法，来源于《东京梦华录》,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繁华感觉。经历过的人，看着每一样东西，只看看名称，就觉得像蜜一般地甜 了。这段文字，第一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当年北京过一个年的内容该有多么丰富呢?第二也使人想到，这么些有趣的东西，每样买一点，该要用多少钱、多少精力呢?因而蹿年、忙年也是不容易的了。读仲芳氏《庚子记事》庚子年腊月二十三日记云：“今值祭灶送神之期。新年在迩，各街巷毫无过年景象，本来人皆困窘无聊，有何心肠庆贺新年耶。”

这是侵略者八国联军盘踞北京时“忙年”的情况，年青人看了可能无所感觉，而沦陷时在北京生活过的人，看了这样的记载，则不胜感慨了。因而前面所引《春明采风志》所写的“忙年”丰富内容，在我的记忆中，最热闹的还是七七事变之前，作孩子时的情况。那时北平虽然也已十分危险，但还较多地保存着一些传统的习惯，物价便宜，东西好买。那时我家住在西城，一到腊月里，卖年货的，不单南到单牌楼，北到四牌楼，到处南货铺、点心铺、猪肉杠、鸡鸭店、羊肉床子、大小油盐店，拥满了人，而且马路牙子上，也都摆满了各种摊子，干果子铺门口，都吊着大电灯，那大筐箩堆的什锦南糖、京杂拌，都像小山一样。堂子胡同口上一家大鸡鸭店，大肥鸭子吹足了气，擦上油，精光肥胖，天天吊满了铺子，一般教书的、当职员的人家，拿出十块、二十块“忙年”,就能买不少东西了。买只五六斤重的大肥鸭子，一块大洋还要找钱呢。

年是年年要过的，而太平年月和战争年月的年是完全不同的。在太平年月中，欢乐的家庭和愁苦的家庭其忙年也是两样的。忙年的“忙”字，就全社会来讲，当时大约可分为三方面内容，一是经济上的，年终结算，人家欠的账要收回，欠人家的账要准备偿还，要筹措买年货过年的费用，要筹划送礼的费用，这在大人们，尤其是当家人，是最忙的。经济宽裕的还好，经济困难、欠债累累、出大于入的人家，那就要忙上加忙了。二是物质上的，由新衣新帽，到年菜年礼，以及花生、糖果、压岁钱、红包，样样筹办齐全，不要说没有钱、经济拮据的人家张罗起来费力，即使财力雄厚，多花点无所谓，那筹办齐全，也要用大量的人力。大户人家，有管家、有佣人，当家人和主妇只要支使，会动脑筋就可以了。小户人家，样样要自己来，“忙”这个年，也就累得够呛了。常听人抱怨，为什么要过“年”呢?这么忙……可是还是年年要过，年年要忙，这就是生活。三是风俗庆贺，种种仪式、种种礼数，由一入腊月的腊八粥，到廿三祭灶、掸尘、贴对子、烧年菜、守岁、祭祖、拜年、迎顺星、闹元宵、填仓、引钱龙……啰啰嗦嗦，足足两个来月，这些故事依次做全，那真是要忙个不停了。不过这说的还是家中的忙碌，而“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奔波于道路上，赶回家过年的人还不知有多少呢?那就更忙了。

沦陷以后，那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东西越来越涨，年越来越难过。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我每到过年时，就想起父亲那几年中为“忙年”而发愁的脸色，在我面前浮动着，说起“忙年” 的滋味，也有说不尽的酸甜苦辣呢。至于那些离乱的家庭，家人离散，音讯渺茫，忙年的梦，只剩伤感与愁思了。

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