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新书揭示外传秘籍

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跨文化传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我呈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新时代中外文明深度交流互鉴的有益实践。

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共通之路与他山之石：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从传播学的视角，借助哲学、文学、美学和艺术等多学科视野，在开放的中西文化对话与古今理论贯通的脉络中，捕捉人类文明互鉴和共通的可爱之处，也看到跨文化传播中人类的共通性、普惠性、有“情”化和世界“观”，为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研究提供支持。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寻找共通”，围绕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路、取径与逻辑展开，其中包括共通性问题的理论的探讨、共通性的可能性路径和具体个案的分析。

下编“他山之石”，收录几篇访谈文章，受访者包括英国知名社会学家、国际纪录片导演以及中外跨文化传播的学者等，试图提供观看中国的“第三只眼”，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文本生产和输出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作者简介

王鑫，同济大学长聘教授、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媒介文化、传播思想史、跨文化传播以及审美教育等。出版专著2部、译著2部，主编“全球视野下的当代媒介理论”丛书，主编、参编其他书籍和教材7部，发表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及其他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近百篇。

精彩书摘

序：拓展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物质维度

蒋原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鑫的新作《共通之路与他山之石》格局宏大，内容充实。作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的一个项目，她前后花了近五年的时间，阅读了相当多的文献，也采访了相关的学者、导演和制片人等，因此算得上是一部力作。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跨文化研究一直是时髦的话题，在我的印象中，那时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一骑突起，热闹非凡，慢慢扩展到了其他领域。王鑫此书共九章加六个访谈，洋洋洒洒，就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许多方面做了阐释，其中“共通之路”和“他山之石”是她立论的两块基石，跨越半个地球的文化桥梁就搭建在此基石之上，显得很坚实。

不过我比较关注的是书中的“以物为媒”的部分（第四章和第七章），因为这一部分多少呈现了媒介研究的另一维度，即物质维度。作者对物的传播、物—情的接合，以及不同文化之间在交流和传递过程中的关系再造，有其独到的见解，给跨文化传播研究带来了新气象。不是说本书的其他章节不出色，而是关于物的传播，历来关注者甚少，而作者的学术视野使得她无法忽视这一课题，并在跨文化传播中将物的交流辟专章研讨。

就传播学而言，一般研究者的着眼点是在思想和观念的传播上，进而关注大众媒体，广告出版物等在传播过程中的巨大功能，关注语言和符号在交流过程中意义的传递、接受和再阐释等复杂的现象方面。但是几乎很少有人会将目光落在观念之外更加宏观的“物”的层面。所以英国学者戴维 莫利将这类研究称之为“媒介中心主义”，以莫利的立场，所谓“媒介中心主义”，就是把传播局限于信息以及承载信息交流的语言符号和大众媒体范畴，这样一来，传播研究似乎等同于象征性或修辞性交流方面的研究。例如笔者案头正巧有一本朱莉亚·伍德的《生活中的传播》，本以为作者会涉及日常生活中各种物的交流和传递，然而该书的篇幅基本落在传播的语言维度和非语言维度两个方面，所谓非语言维度是指体态语言，触觉，外表形象，环境因素等，虽然也提及器物，但是在这里，所谓器物是作为身份，地位和教养的象征符号来看待的，对物自身的物质性功能基本视而不见。

说到物的传播，不能不提及加拿大的传播学先驱者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笔者曾经好奇，作为经济史学家的伊尼斯为何突然关注起传播，写出了《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等著述，开辟了传播学研究的新界面？后来才醒悟，是自己被所谓的学科规范禁锢了头脑，在现有的学科分类中，经济学和传播学是分属不同的学科，然而在伊尼斯的年代尚无传播学科，关键是在伊尼斯看来，经济活动，特别是贸易往来本身就是传播，伊尼斯早年的博士论文和著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以及《加拿大的皮货贸易》等都着眼于这类货物的传递和交流，这些当然可以归入贸易史或物流史，然而它们不仅仅是贸易，不仅仅是物流，这些无生命的货物的传递，活生生地影响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是皮货、木材、矿产、小麦，捕鱼业和纸浆业等等大宗贸易和铁路在货物运输方面的巨大能量，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状态。还有什么传播比之大宗货物的传递更有伟力？

也许是受伊尼斯和戴维·莫利的影响，也许是王鑫早有领悟，她将“以物为媒”纳入了跨文化传播的大议题，表明她在媒介研究的物质转向上的尝试和探索。不过，认识到物的不可忽视，与找到恰如其分的阐释角度是两回事。虽然作者本人的文艺学学科背景使她从刘勰的“感物吟志”说起，阐释了物—情关系，但是最后总算领读者踏入了大宗货物交易的门槛。作者对清代以来中国白银和文物的流失，到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廉价的服装，手工业产品的出口，再到高科技电子产品向全球输出作了简略的回顾。在作者看来，不同物品的流播，体现出国运的兴衰以及文化的强势或弱势。幸好作者并没有被某些观念所束缚（即在文化传播中一定要分出主动和被动，强势与弱势），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作者进入了人类日常生活中最基本最原始的自然需求领域，即饮食领域，来考察不同民族的食物结构，情感体验，乃至集体记忆与跨文化传播的物质向度。于是我们在可以书中看到一些有趣的说法：

达到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

食物记忆与一般的文化记忆不同，它是一种先天的被沉淀的身体的记忆。

关于食物的记忆，是人类集体记忆中最为鲜活的、直接且切身的一种，并不断转化为具身经验……

食俗可以作为民俗文化的物化文本，用以展示一种文化的历史传统、演进过程和实践经验。

这些说法无论是出自前辈研究者还是作者自己的领悟和认识，它们既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相应的路标。因为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文化研究学者都将食物视为特定社会的文化密码来看待，他们认定，正是食物将属地文化带入他乡，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独特通路。然而，这条独特的通路能引领我们走多远呢？作者告诉我们“以食为媒”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的进路：一，食物的文化属性是隐匿的和潜在的，不容易受到抵制和排斥；二，食物可成为转文化的“产品”，这是一种更加包容和更加丰富的新产品；三，食俗具备丰富的文化考古价值，有助于人们缓解彼此在种族、民族，性别方面的对立。有道是“民以食为天”，还有什么比吃吃喝喝更加源远流长的文化？还有什么比吃吃喝喝更皆大欢喜的人际交流和往来？由此，我觉得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最起始的篇章就应该从“以食为媒”写起。王鑫告诉我，本书是她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学术著述，我衷心希望她今后的每一本书都是自己前一个阶段最满意的成果。

2024年8月于北京积水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