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淑《事類賦注》：揭示古代賦的某些秘密

原文載《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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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吴淑《事類賦注》與賦的關係

文 / 吴方劍

貴州財經大學文學院

摘 要：北宋吴淑編纂《事類賦注》展示了從“輯事比類”到“聯而爲賦”的創作轉變，巧妙地將類書與賦藝相融合，使其同時具備了類書的系統性和賦的文學性。首先，他借鏡前代類書編纂方法，在類目上精簡構建便於創作的事類“獺祭”。其次，他不囿於博採旁搜與狐集千腋的輯佚事類，在構篇章法上匠心佈置以“賦寫類書”。最後，他通过精湛地熔鑄事類典故，櫽括創製成百篇詠物賦，展現了高超的文學造詣。《事類賦注》不僅在類書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也在賦學史上獨樹一幟。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類書叙録、整理與研究（19ZDA245）”階段性成果。

關鍵詞：吴淑；《事類賦注》；類書；類書與賦關係

吴淑（947—1002）在《進注事類賦狀》中説：“類書之作，相沿頗多，蓋無綱條，率難記誦，今綜而成賦，則焕焉可觀。”《宋史》本傳載：“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由此可見吴淑編《事類賦》的初衷及其從賦到賦注的歷程。對此，有學者從類書的文獻學價值进行了探究，也有從賦學的角度審視其文學意義。總之，《事類賦注》既有創作亟須尋章摘句的類書屬性，又是一部出色的文學作品集，本文旨在尋繹《事類賦注》與賦的關係。

一、 “賦代類書”到“賦寫類書”：《事類賦注》之編纂

《事類賦注》原稱《一字題賦》，這一命名揭示了作者在編纂類書與賦之間尋求關聯的意圖。清人李世捷在《增補事類統編序》中説：“有宋吴淑，以沈博絶麗之才，效比事屬辭之體，首撰《事類賦》百篇，固已約而舉，簡而赅矣。”指出吴淑是以類書體例創作賦。方師鐸則認爲“類書是由辭賦引導出來的”。簡宗梧明确地説：“類書在南北朝成爲貴游文學活動的練功寶典，到唐代更由於律賦與類書的拉抬同登高峰，於是宋人吴淑將賦與類書綰合爲一，撰成《事類賦》。”可見，觀點各異。一般來説，類書是“以類相從”彙聚文獻資料，“临事取給用，备文章之助”是其重要功用之一，黄侃在《文心雕龍劄記》中指出，古代文士臨文躊躇，或天資不充，多鈔撮古書資博識，以至於勤搜輯、快翻檢等是類書與日俱增的原因。而且“擅鈔書者成創作”，吴淑在從“輯事比類”到“聯而爲賦”的轉變过程中，打破了類書的傳統界限，創製出“焕然可觀”的賦作。

首先，“事類”的嬗變。先秦時期，“事類”既指事物的分類，也指事物的聚集。《周易》提到：“各從其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以及“萬物睽而其事類也”。這裏雖然將“事”與“類”並列使用，但它們仍是兩個獨立的詞。漢魏時期，“事類”的含義進一步拓展，涉及學術分類，如劉向《説苑序録》説：“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别篇目。”劉熙《釋名序》云：“至於事類，未能窮備。凡所不載，亦欲替者以類求之。”與“以類相從”含義接近。劉勰《文心雕龍·事類》定義稱：“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指出事類是古代詩賦的創作方式。實際上，漢代賦家已有“類取”的思維模式，雖未直接編撰類書，卻通過襞積詞藻、繁類成豔的方式創作賦。直到卞蘭以賦頌揚魏太子（曹丕）的美德，曹丕明確提出賦與事類的關係：“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清人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卷七援引並指出“吴淑作《事類賦》，義取諸此”。可見，將“賦”用於闡述其義，使得“事類”不僅涵蓋了輯事比類、事物的聚集，還通過賦體形成文本，形成了“事類”與“賦”的疊加文章結構。在《皇覽》之前，賦替代了類書的部分功能。到了北宋，吴淑利用賦法來編纂類書，從“賦代類書”向“聯類爲賦”轉變。

其次，編纂的類目建置。《事類賦注》採用了二級分類法，首先劃分爲十四個大類，然後進一步細分爲一百個子目，每個子目以單字命名，對應一篇賦。這種分類方法與李嶠（645—714）編《雜詠》（又名《單題詩》）頗爲相似。兩人雖然所處時代不同，然而編纂背景相似，都是在預修大型類書的過程中完成的。李嶠在主修《三教珠英》期間創作《單題詩》，顯然受到了類書的主題分類體系和事典等的影響，吴淑同樣是在編修北宋大型類書進程中完成《事類賦注》。宋人邊惇德《事類賦序》称：“今觀其書，駢四儷六，文約事備，經史百家，傳記方外之説，靡所不有。其視李嶠《單題詩》、丁晉公《青衿集》用功蓋萬萬矣。”可見，吴淑編《事類賦注》很可能借鏡了李嶠的《單題詩》，下面試作堪比：

表1《事類賦注》與《雜詠》部目對比

通過對上表的比較，兩書的部類名稱不盡相同，屬性卻顯示出相似之處，子目之間的重合多達64個，佔比約54％，僅有歸類差異的六個子目分别是“鼓”“井”“瓜”“舟”“車”“龍”。由此可見，《事類賦注》的部目設置上參考了《單題詩》。若進一步與《太平御覽》的55個部目作勘比，可發現吴淑後出轉精的趨勢。

綜合而言，《事類賦注》是吴淑利用賦的手法集結典故知識的類書，堪稱“類事專家”，“事類”不僅涵蓋一般“事類”，囊括天地萬物之事，還涉及用典，是作者有意識地將輯事比類與賦藝綰合，纂成的百篇咏物賦。如學者所説，“此書的出現標誌著宋初賦由承襲平易婉媚的五代餘風走向重視學致深淳的轉折”。

二、 “聚博爲約”到“櫽括成賦”： 《事類賦注》之成書

吴淑自南唐入宋，編書初衷實爲逞才以求晉升，後又奉旨注書。《事類賦注》“含仿漢之習，並密契於宋初辭賦重學之旨”。那麽，此書要突出“場屋采掇之用”和“詞科之麗澤”的功用屬性，作者便不僅僅是“博采旁搜，狐集千腋”，還要實現從“聚博爲約”到“括櫽成賦”。正如四庫館臣所説：“唐以來諸本駢青妃白，排比對偶者，自徐堅《初學記》始，鎔鑄故實，諧以聲律者，自李嶠《單題詩》始；其聯而爲賦者，則自淑始。”然而，“舉凡與賦有關的作品，多被置於文學史的研究路徑，而没有重視原有的‘類書’身份”。我們要正視《事類賦注》的類書屬性，同時還要發掘其文學特色，尤其是其賦篇結構、對偶字句等。

首先，《事類賦注》的篇章結構。賦體的三个要點是構篇、字句和押韻。其中，構篇的核心是揭題、起叙、結尾。

一是《事類賦注》的揭題。何爲揭題？即在賦文的開頭幾句明確展示主題意旨，也稱“破題”。李調元《賦話》提到：“唐試試賦，極重破題”，此處的“破題”就是“揭題”，宋初多有承襲，下面以“天部”爲例分析：

表2《事類賦注》天部賦篇的揭題情況

通過分析上表，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事類賦注》中天部12個子目如何在首句中揭示主題。李調元在《賦話》中提到揭題大致分爲“明揭”“正揭”“反揭”“暗揭”四種方式。在《事類賦注》的天部中，有10篇採用了“正揭”或“明揭”的方法，這與律賦的規範相吻合，例如《日》《雲》等篇章，均通過開篇的“夫”字作爲引語，隨後進行斷語，進而揭示主題。只有《天》和《月》兩篇没有直接使用“天”和“月”這兩個詞。然而，通過赋文注解我們可以發現作者的巧思，例如在《月賦》中引用謝莊的《月賦》“日以陽德，月以陰靈”，以及《禮》“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緊密貼合原文主旨。而《天賦》“太初之始，玄黄混並”引用《列子》“太初者，氣之始也”和曹植的《魏德論》“在昔太初，玄黄混並”。這兩段文字不僅内容相通，而且通過熔鑄整合，强化了賦文與引文之間的聯繫，同樣達到揭題效果。统計總體揭題如下：

表3《事類賦注》十四部賦揭題比例

直接揭題的約80％，剩餘20％則爲“暗揭”。“暗揭”方式大致可分三類： 一是易名揭題，如《蟬》：“伊齊女之微蟲兮，亦含氣而游嬉。”注文引用《古今注》牛亨問董仲舒曰：“蟬爲齊女何？”答曰：“昔齊王后怨王而死，屍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故曰齊女。”因此，用“齊女”代“蟬”。又《蜂》：“伊醜螸之纖蟲，有土木之殊類。”注引《爾雅》曰：“蜂，醜螸。土蜂、木蜂。”再《蟻》：“伊玄駒之幽瑣兮，處蟄户而游嬉。”注引《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也。”二是用典故間接揭題，如《柳》：“昔桓温感舊遷延，攀條泫然，且曰：‘樹猶如此，況於人焉！’”注引《桓温傳》曰：“温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以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條泫然流涕。”三是引同名賦揭題，如《江》曰：“水德靈長，伊山兮發源濫觴。”直接引郭璞《江賦》曰：“咨五材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笛》：“惟籦籠之修簳兮，生萬仞之石谿。”直接引馬融《長笛賦》曰：“惟籦籠之奇生兮，於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谿。”注曰： 《竹譜》曰：“籦籠，竹名。”以及《硯》引傅玄《硯賦》，《鶴》引《淮南八公相鶴經》等。足見吴淑在揭題上的匠心，充分發揮賦自注的優勢，既有效地揭示主題，又彌補類書資料堆砌性的不足。

二是《事類賦注》的起叙。李調元《賦話》稱：“作賦全在起首，需令冠冕涵蓋，出落明白。”這就是説開篇要提綱挈領，切合題旨。試舉數例：

《風》：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既破萌而開甲，亦養物以成功。（天部）

《琴》： 伊朱絃之雅器，含太古之遺美。扣清徵於雲和，激流泉於緑綺。神女落霞，蔡邕焦尾。陶潛撫之以寄意，宓子彈之而爲治。（樂部）

《硯》： 採陰山之潛璞，琢圓池於璧水，成墨海於一紐，侔夏鼎之三趾。（什物部）

《鶴》： 伊羽族之宗長，有胎化之仙禽。羣鸞鳳以遐鶩，薄雲漢而高並。既禀精於金火，亦受氣於陽陰。（禽部）

從上面四篇賦起叙可知，《風》直引《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進行揭題，進而叙風的功能，“破萌而開甲”“養物以成功”即《西京雜記》董仲舒云：“太平之世，風不摇條，開甲破萌而已。”《禮説》：“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八風象八卦也。”又《琴》開篇直以“朱絃之雅器，太古之遺美”統稱之，進而叙師曠之鼓到雲和之琴瑟、蔡邕之緑綺琴、漢武所遇神女之落霞琴等；《鶴》開篇以“羽族之宗長，胎化之仙禽”冠之，進而虚寫鶴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與鸞鳳同群的特性，以及七年飛薄雲漢的生長歷程等。可見，吴淑注重賦的起叙，運用駢四儷六，即對仗工整，又意脈流轉，呈整飭之美。

三是《事類賦注》的結尾。賦的結尾需要與起始相呼應，呈一氣貫之勢，方可稱佳妙。李調元《賦話》以白居易《黑龍飲渭水賦》爲例説明這一點，他説：“起句云：‘龍爲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獨有千古，其餘英氣逼人，光明俊偉。’結聯云：‘逼而察也，類天馬出水以遊，遠而望之，疑長虹截澗而飲，風馳雨驟。’到此用健句壓住，如駿馬之勒韁，是爲名構。”甚得精要。那么《事類賦注》的首尾如何，試作舉例如下：

表4《事類賦注》天部首尾呼應情況

从上表可知，如《天》以“斯皆臆度之謂，豈見聞於耳目也”來呼應“太初之始，玄黄混並”，《日》以“斯皆光景之非盛，未若比王道之當中”結尾，即《揚子法言》“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乎”來呼應“人君象之而臨極者”。《月》以“玉兔搗藥”和“吴牛喘月”來呼應“惟彼陰靈”，以“乍認蛾眉，遥驚玉鈎”來呼應月之“三五闕而三五盈”。《星》則以“河鼓牽牛，織女天孫”來呼應“萬物之精，上爲列星”。《霜》則以“青女降爲雪霜，侯文立秋以嚴霜問斬之典”來呼應“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等，不一而足，首尾呼應，一氣貫之。要之，《事類賦注》的揭題、起叙以及結尾與賦體基本吻合。

其次，《事類賦注》的字句。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称：“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换言之，賦就是鋪陳辭采，舒布文辭，體察、描繪事物來叙情思。《賦譜》指出：“凡賦句，有壯、緊、長、隔、漫、發、送、合織成，不可偏拾。壯，三字句也。緊，四字句也。長，上二字下三字也，其類又多上三字下三字。隔，隔句對者，其辭云隔。體有六： 輕、重、□、密、平、雜。漫，不對合，少則三四字，多則二三句。發，發語有三種： 原始，提引，起寓。送，送語者，也、而已、哉之類也。”根据《文鏡秘府論》指出的“二十九種對”，《事類賦注》所使用對偶類型占80％以上。下面以《蟻》的句式爲例：

伊玄駒之幽瑣兮，處蟄户而游嬉。抱兼弱之微識，以時術而自資。體行磨以合度兮，性慕羶而弗違。雖羅密而見獲，亦道在兮何虧。薦俎豆以爲醢，漏山阿而慎微。黄既應於西魏，赤亦象於南齊。爾其辨其蚼蟓，分此蠬虰。湯沃桓謙之怪，火攻河内之兵。得水既賞於隰朋，習馬亦聞於王濟。或驗彼水災，或占其雨至。冠山之鼇，誠未足羨；吞舟之鯨，或云可制。亦有處欄錡之石，出崑崙之墟。槊端刺肉，硯裏觀魚。驚若象之尤異，聞鬬牛而靡虚。潰金堤之千丈，結喪車之四隅。摘典麗之辭，既聞郭璞；悦幽閑之思，更見應璩。

《蟻》以發語詞“伊”總領全文，凡計36句178字，短小精悍，薈萃古今與“蟻”相關語料故實。行文中既有四字語、五字語、六字語、七字語等散體句式，還用“兮”字的“騷體句式”“玄駒之幽瑣兮”“體行磨以合度兮”等來增加文章的情韻，還利用“爾其”“亦有”等銜接詞引出下文，意暢連貫。主體部分多爲兩兩對仗，十分工整，對偶句可分： 一是賦之“壯”三字句，《蟻》雖未見，《春》有云“其祀户，其兵矛”、《地》“列三壤，存十形”。二是賦之“緊”四字句，如“槊端刺肉，硯裏觀魚”。三是賦之長句，所謂“上二字下三字也，多上三字下三字”，《作文大體》長句：“從五字至九字用之，或云十餘字，有對，可調平、他聲。或施頭，或施腹，賦或尤見可施賦也。”《蟻》五字、六字、七字多有。四是賦之“隔”句，例如“冠山之鼇，誠未足羨；吞舟之鯨，或云可制”。五是賦句之“發語”句，如首句“伊玄駒之幽瑣兮，處蟄户而游嬉”。再如“黄既應於西魏，赤亦象於南齊”爲彩色對和方位對，“辨其蚼蟓，分此蠬虰”爲同類對，“槊端刺肉，硯裏觀魚”爲單句對，“潰金堤之千丈，結喪車之四隅”則是數字對，文末最後以“摘典麗之辭，既聞郭璞；悦幽閑之思，更見應璩”作結。由此，充分反映了《事類賦注》的句式豐富靈活多樣，對偶精工文意流暢。

三、 “故實成文”與“文學創作”： 《事類賦注》之用典

方師鐸在《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中形象地説：“如果中國文學中，始終未曾出現‘用典’這一條‘歪路’的話，那麽，那些供文人學士‘餖飣’‘獺祭’之用的‘兔園册子’，也將永遠不會出現。”指出“用典”的需求催生了“類書”的編纂。客觀地説，“三國魏之後，類書越來越多，既便利了創作中的逞才騁學，也助長了詩文中的用典風氣”。李調元《賦話》稱：“唐人雅善言情，宋人則極講使事。”指出宋人賦作的重典。縱觀賦史，六朝以後，以至唐宋，用典已成爲賦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用多少，怎樣用的問題。吴淑“聯類爲賦”主要體現於熔鑄典故，通篇用典，正如錢鍾書《管錐編》所稱：“吴淑之作，故實能成文章。”要之，在結集典故资料中展現文學創作。

用典大體可分爲五種：“明用、暗用、反用、借用、活用是也。”《事類賦注》捃摭群書以類相從，以便於檢閲，供文士獭祭。因此，以“明用”爲主，就是徵引典故，或明言其人，或明引其事，較爲易簡普遍。其熔裁典故的主要方式有： 變换語序，同義替换，裁取原句，撮合異典等，舉示例如下：

表5《事類賦注》的用典方式

綜合上表的示例，可以發現作者熔裁典故的方式豐富，字詞語句的精要凝練，主要是把典故熔鑄在對偶之中，句型又富有變化，體現作者聚博爲約的語言組織能力。下面以《柳》窺探作者的匠心構思：

昔桓温感舊遷延，攀條泫然，且曰：“樹猶如此，況於人焉！”若乃美春月於王恭，賞靈和於張緒。涉正月而始荑，得沃土而斯茂。既曰醜條，亦名獨摇，生於左肘，集彼鳴蜩。亞夫則軍門傲睨，嵇康則鍛竈逍遥，吕渭以再榮作瑞，孝緒以自拔爲妖。復有直陵、鳳伯，檉河、旄澤。或盛展禽之家，或茂陶潛之宅。亦有沃民之國，汶水之傍。静帝既謡於周世，楊氏亦歌於太康，敬則憶之於北館，陶侃識之於武昌。……有菀見風於幽王，爲字呈祥於漢帝。斯楊蒲之爲用，蓋民家之所利。

開篇以東晉桓温“攀條泫然”揭題，“攀條”即攀折枝條，喻指“折柳”，再以《桓温傳》載：“樹猶如此，況於人焉！”由詠物而轉向叙人，引出“濯濯如春月柳”的“王恭”，以及晉武帝喜賞玩靈和殿所植的蜀柳，並以柳樹的風流可愛比作“張緒”。吴淑只是對《桓温傳》的内容順序进行了調整，即完成賦“揭題”以及由物及人的“起叙”，而“王恭”和“張緒”之典，則抓住核心語彙，藴籍豐富的内容，如“美春月”則是裁剪“濯濯如春月柳”，“若乃美春月于王恭”涵蓋典故人物。王恭如何？王恭美，如何美？王恭美如柳，美如何柳？“王恭美如春月柳”！呈現了程式化的寫作。全篇熔聚古今涉“柳”的重要故實，有如周亞夫、嵇康、阮孝緒、陶潛等典故知識。可見，類書不僅僅是資料的陳列，也是思想史書寫的内容，反映特定時代人們對於知識和思想秩序的认識，也是對文學遺産的組織與消化。特别重要的是，吴淑熔裁典故語料还有一定的特點。

首先，熔鑄典故之雅。例如《雪》：“謝女之風中絮起，侍臣之衣上花明。”這兩個典故引自史書：

《晉書》曰： 太傳謝安，因雪驟降，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散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藴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宋書》曰： 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爲嘉瑞，群臣皆作雪花詩。

兩聯偶句十四字，精煉概括兩個典故：“謝女”對“侍臣”，點出典故之人物，“風中絮起”對“衣上花明”，則是兩個因雪作詩的文人雅士的故實内容，一是寫降雪之日，謝安侄女道藴與其兄競詞，乃有詠雪“未若柳絮因風起”，二是劉宋右將軍謝莊，降雪之日，因雪集衣白，群臣皆作雪花詩以頌慶嘉瑞之兆。又《歌》：“石崇之哂郭訥，孟嘉之答桓温。”對仗工穩，精要藴含兩個栩栩如生的故事。

其次，熔鑄典故之真。例如《地》“設準望於裴秀，驗動静於張衡”的典故分别出自：

《晉書》曰： 裴秀《禹貢九州地域圖論》曰： ……今制地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辯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行，所以校夷險之數也。……此六者參而考之，故雖有峻山巨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矣。

《續漢書》曰： 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樽中。

這兩個典故非常巧妙，把兩個歷史人物與其功績緊密聯繫在一起，裴秀是地理學家，張衡是天文學家，天文對地理可謂工對，“設準望”對“驗動静”，突出兩人在中國古代科技史的貢獻，通俗易懂，明白曉暢。賦注看似冗贅，現在卻有重要文獻價值，引述晉代地理學家裴秀《禹貢九州地域圖論》，其中“準望説”係中國最早繪製的地圖理論，不論在我國，亦或世界繪圖史皆有重要地位。所引《續漢書》記録張衡製作地動儀之真貌，是世界上首臺監測地震方向的儀器，惜其失傳。吴淑獨具慧眼，選録此段典故，以文學典故之巧對，呈現文獻之真實可貴。

其三，熔鑄典故之奇。例如《箭》“關羽中之而刮骨，項羽叱之而墜地”的典故分别來自：

《蜀志》曰：“關羽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醫曰：‘矢鏃有毒，當須刮骨。’即伸臂與之。醫破肉刮骨而羽自若。”

《漢書》曰：“婁煩射項羽，弓發矢欲到，羽怒目叱矢，矢墜地。婁煩亦恐死。”

他以“箭”爲中心，寫關羽刮骨療傷時的自若之態，以及項羽怒目而嚇唬人的威儀，兩個歷史人物故實熔裁在一起，突出二人神勇，情態呼之欲出。又《蟻》曰：“黄既應於西魏，赤亦象於南齊”，典出自《古今五行記》，以顔色互對，用自然異象來暗示朝代興替以及帝王崩殂，可見“怪異”。又如“槊端刺肉，硯裏觀魚”，互見“湯沃桓謙之怪”注：

《異苑》曰： 桓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埳中出，緣機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徑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窟中。謙後以門釁同滅。

《纂異記》曰： 有徐玄之者，夜讀書，忽見武士數百升於牀，縱獵於花氊之上。又見數百人升案，攜網罟之具，漁於硯中，得魚數百千。明日掘得蟻穴，盡焚之。

他以“沸湯澆蟻”之怪異來徵兆桓謙“後以門爨同滅”，“硯裏觀魚”則是在方寸硯裏有大蟻化爲數百騎兵縱獵、捕魚的神奇之象，熔裁怪異之典。

综而言之，“類書，既是集合既往文化的思想武庫，又是發明新知、開創文學新面的策源地”。吴淑沉思翰藻創作的《事類賦注》，既是資料豐富的類書，也是百篇詠物賦，展現出文獻熔裁的功夫和文章創作的匠心獨運。

四、 結語

吴淑編《事類賦注》表現出“故實成文”的審美自覺。在類書未問世之前，賦體以“騁辭體物、宏衍偉麗”的特性，代替了類書的部分功用；在類書問世之後，則便利了賦的創作。類書和賦的緊密聯繫在於“才學”雙向互動上。一方面，類書則囊括天地萬類知識，不僅具有突出的臨文資助的功能，而且編類書成爲“輸入”才學的重要途徑。然而，才華有高低，腹笥有豐儉。編纂類書同時也是一種展示才學的方式，《事類賦注》中巧妙的排布章法、精妙的採擷文獻，具有匠心的熔鑄典故，充分展示了吴淑將廣博學識聚博爲約、括櫽成賦的深淳學殖和創作才華。另一方面，“賦兼才學”，學問高深者方能善於創作賦文，賦則成爲“輸出”才學的文學藝術形式。因此，《事類賦注》打破了類書的傳統局限，其中的文彩與情韻呈現出“類書文學化”的特點，成爲兩種不同著述體式疏離與交融的典範。這不僅反映了宋代人對類書和賦的不同觀念，而且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和意義，也是賦學史上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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