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专业书籍推荐：深入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学

揭开稻草人的面纱

若干年前，因缘际会，我写了篇文章，名为“稻草人”，探讨贴标签的现象。我指明：贴标签，是降低行为成本的做法，不过，标签最好是行为上的参考坐标，而不是对之凌空出拳的假想敌——稻草人。

我觉得，故事有趣，和一般人的生活经验相呼应。而且，由经济分析的角度解读社会现象，有一言以蔽之的清晰明快。因此，在课堂里或校内外其他场合，我常常用来当做讨论的题材。这些年来，反复论对，面对各种质疑挑战，又衍生出好些想法。我觉得，对于贴标签的认知，已经有相当的体会，几乎可以写成一篇短的学术论文。

一开始，当然最好自卖自夸，突显经济分析的优越性。社会学里，一向对“贴标签”（stereo-typing）有负面的解读，在网络的搜索引擎输入两个关键词：贴标签、社会学，马上会跑出一堆资料。标准的说法就是：“对于特定族群的人，形成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然而，虽然有定义，也有价值判断，社会学者却没有解释：人为什么要贴标签？贴标签的做法有多普遍？

相形之下，经济分析立场明确：贴标签，就是形成初步印象，作为举止行为的依据。因此，在面对人事物时，贴标签的做法，可以大幅降低行为成本。对于社会现象，经济学先不作价值判断，而尝试提出解释。因为，存在不一定合理，存在一定有原因。

而且，贴标签的现象，其实非常普遍，日常生活里，每一个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贴标签。当我走进一家便利商店，我“假设”店员了解店里商品的种类位置，能收钱找钱，这是贴标签。当我走在人行道上，迎面走过来一个行人，我“假设”他是一个平凡无奇的路人，而不是身藏匕首、准备打劫的恶汉，这也是贴标签。

一般人认为贴标签不好，是认为可能会贴错标签，损人，也可能不利己。然而，仔细想想，贴错标签，是意味着事后有机会发现对错。日常生活里，特别是在都会区里，除了工作上的同事和生活上的朋友家人之外，绝大多数的交往都是一面之缘或形同陌路——市场、便利商店、公私机关、地铁、公交车、马路、人行道等。在这些场合里，自己都要和其他人互动；既然是互动，自然要解读别人的言行举止，再作因应——“解读”，不就是赋予意义，不就是贴标签吗？而且，因为是“非人情交往”（impersonalinteraction），萍水相逢，过眼如云烟，肤浅（skin-deep）的认知有什么不好？

要进一步体会贴标签的曲折，不妨想象两种情境：自己身为公司人事主管，一天之内要筛选出新的五位员工。一种情形，是有五百位应聘者；另一种，是有十位应聘。如果是前者，时间有限，目标明确，就是要解决问题，因此，当然利用最直接简洁的学历、经历数据等，形成判断，作出决定。对于一般人来说，生活里所面对的大部分情境，不就类似这种情形吗？

如果是后者，其实更巧妙地反映出贴标签的意义。因为要立刻作出决定，因为希望作出好的判断，所以更要以有效的方式，萃取出有意义的信息。这有点像是走进一家精品店或名贵钟表行，店员会状似不经意但其实迅速无比，立刻由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决定因应之道。

这是以貌取人，而且当然可能犯错。然而，假设每一个走进店里的人，都有同样的概率买百万名表，就像假设迎面而来的路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本·拉登一样。维持这种假设，不是不可能，而是要耗费可观的心力，而这么做的人显然不多。因此，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以貌取人，一旦以貌取人犯了错，修正之道，不是不再以貌取人，而是调整以貌取人的做法，希望提升准确的刻度。

借着一个非常简单的式子，可以更明确地烘托出贴标签的意义： Xi=X+ei——Xi是完整真实的信息；X是平均值，表示初步印象； ei是误差项。如果眼前有一个外国人，平均值就是过去由书中、电影或其他经验里得到的对外国人的刻板印象，因为没有其他的信息，只好以平均值作为自己行为因应的依据。如果以后有机会再相处，就有机会多萃取一些关于这个外国人的个人信息（ei）。

不过，由这个简单的式子，也可以作一连串的联想。日常生活里，大部分是一面之缘或非人情交往，因此没有机会萃取额外的信息。也就是，行为的依据，大部分时候是平均值（X），而不是完整的信息（X i）。即使有机会再接触，得到额外的讯息，也可能是模糊的误差项（e），而不是真正的误差项（e i）。事实上，即使长期相处，谁能保证，结褵数十年的夫妻，对自己牵手的认知是完整精确的（X i）？换种说法，人的行为举止，都是根据各式各样的标签而来，标签有精细和粗糙之分，但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对于贴标签，为什么社会学者和一般人会有负面的评价呢？这不是在对贴标签的做法再贴上标签吗？如果对同一个人，有两种描述方式：一种，此君是喜欢贴标签的人；另一种，此君对人事物反应明快。同样的作风，因为描述方式不同，在别人脑海里就会形成不同的印象，自然而然地，在面对这个人时，会有不同的取舍。这正巧妙地反映出，贴标签的另一种作用：对人事物贴了标签（形成初步印象），通常也就隐含着赋予某种价值判断，无论是美丑是非善恶对错，甚至是中性的判断，都有助于自己行为上的因应取舍。

追根究底，贴标签是人们所发展出的一种机制，希望能更有效地面对环境。对贴标签赋予负面（而不是中性）的标签，也正反映了这种机制的运作方式。再往前推一步：人不只对环境里的人事物贴标签，人事实上也对自己贴标签 !每一个人的自我形象（self-image），不就是一种简化加上美化过后的产物吗？自己心目中的自己（X）和真实的自己（X i）之间，不是有一段落差吗？而且，自己对人事物的因应取舍，不就是根据所自持的自我形象而来吗？自我形象，不也就是一种能发挥作用的机制吗？对自己和对别人贴标签，过程或许不同，目的不都是在降低行为成本，希望自求多福吗？

“大自然排斥真空”（Nature abhors a vacuum）——抽象地说，这是人们贴标签的由来 !

照我的形象

自我形象（self-image），似乎是个了不起的概念。了不起，和一个人自处时的行为举止有关，再了不起，和一个人服饰仪容打扮相关。然而，人不可以貌相，对于概念，也是如此。稍稍深究，由自我形象这个概念出发，可以挥洒出相当可观的一片天地，而且，无论在理论还是实务上，都饶有兴味。

对于“投票迷思”（voting paradox）这个问题，政治学里一直争执不休。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答案却并不是手到擒来：民主国家里，选举和投票都是常态。可是，对渺小的个人而言，投票要耗费时间心力——事前，至少要稍稍了解候选人或议题；投票当天，来回投票所、排队等候投票等，更是实质的付出。

民主社会投票率最高逾七成

然而，选举动辄牵涉数十百万人，真正由自己这一票决定胜负，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么，既然实际上无关紧要，既然要耗费具体的成本，效益为零，成本为正，何必去投票呢 !理性自利的人，应该都不会去投票才是。可是，在民主社会里，投票率总有四成左右，竞争激烈的选举，投票率甚至超过七成。似乎，社会上有相当比例的人，头脑并不是很清楚，会去做损己不利人的事 !

投票迷思，已经困扰着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一二十年。最理直气壮的解释是：人们之所以会投票，是基于公民意识和责任感（civic responsibility）。然而，公民责任，听起来四平八稳，却很抽象，不容易体会或捕捉。相形之下，由“自我形象”的角度切入，可能要比公民责任更有说服力。

社会上有相当比例的人，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大概都相去不远：自己不是叱咤风云的圣贤豪杰，但也不是杀人越货的恶棍。大致上，自己是一个正直、守法、有责任感的善良老百姓。路见不平，只要成本不太高，就愿意拔刀相助。因此，虽然自己的一票微不足道，可是只要不是刮风下雨、家里有事或有其他因素，自己愿意承担成本去投票——就像自己会按时纳税、走路不闯红灯、在公交车地铁上会让座给妇孺一样 !

也就是，去投票，维持了自己的自我形象；不去投票，会让自己平日维持的自我形象受损，对自己带来不快和不豫。因此，只要投票的成本不太高，自己会基于维持自我形象的原因，而去投票。

法庭认定的自我形象

和政治学相对，自我形象的概念，在法学里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出现。很多官司，涉及当事人的责任：对于某桩意外或损失，到底当事人需不需负责？为了处理这一类问题，法学里发展出“善良管理人”和“合理注意”原则的概念——如果当事人是管理人，那么职责所在，就有可注意、当注意、应注意的事项。如果是一般人，那么基于常情常理，也有某种责任，但是要比管理人来得少。

因此，“善良管理人”原则和“合理注意”原则，都是法庭赋予当事人的责任。也就是，法庭认为，在举止行为时，管理人和一般人必须有某种“自我形象”。如果行为合于“自我形象”，当事人就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否则，对于意外或损失，就必须负起责任。

当然，法庭所认定的自我形象，和行为者（当事人）本身的认知之间，可能有一些落差。要掌握这种落差，追根究底还是要探究：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到底由何而来？是哪些因素，雕塑出一个人的自我形象？而且，由自我形象的角度，对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是不是也有若干启示？

一个人刚出生，不像一张白纸，而像一团没有定形的面团。从小长大，由社会化的过程里，慢慢雕塑出对自己的认知。这个认知，受到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身高体重、相貌仪表、才具能力等）的影响。当面团逐渐成形之后，就是一个人的自我形象。

性质上，自我形象当然是主观的认知，和客观（别人的）认知可能有相当的距离——说别人“臭美”，就是说别人的自我形象离现实太远。而且，自我形象不是一成不变，而可能是与时俱进——很多人到四十岁上下，才发现自己一向所设定的目标，不太可能达成。一般人年龄愈大愈实际，反映的是自我形象和真实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

自己琢磨出自己的形象

无论如何，人的作为是根据一个参考坐标，而这个参考坐标就是人的自我形象——在街坊邻居前，通常会矜持一些；出差旅行，面对不相干的陌生人时，通常言行比较肆无忌惮。取舍之间，就和自我形象有关。原因很简单，街坊邻居以后还会相处，所以要注意街谈巷议。陌生人萍水相逢，如过眼烟云，无须介意对方的观感到底如何。

由此也可以进一步引申，年纪愈大的人，通常言行举止禁忌愈少；对其他人的耐心减少，脾气变大，容易发怒；返老还童似的举止，被称为“老小孩”——这种现象，当然不是真的返璞归真，而是和自我形象有关。年轻时，需要在乎别人的臧否；年龄大时，来日无多，无须过于讲究自我形象，可以随心所欲——无论逾矩与否 !

可见得，一个人的行为和自己心中（或脑海里）的自我形象有关。自我形象的运用，又受到成本效益的节制。当维持（或放弃）自我形象的成本低时，人多半会照自己心中的形象取舍。当这种成本上升时，也会放弃平时自持的自我形象。天晴时会去投票，刮风下雨时投票率立刻下降；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但是对身边的不平不义却往往三缄其口。

《圣经》里说，上帝照他的形象造人。其实，对凡夫俗子而言，是自己琢磨出自己的形象，然后再照这种形象去面对大千世界 !

庸人自扰的乐趣

走到十字路口，如果刚好是红灯，很多人会停下脚步，等绿灯再过街。但是，也有少数行人，左顾右盼一下，看看有没有来车，再做打算。面对的情境相同，却有不同的因应方式，因为每个人选定了不同的游戏规则。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卑之无甚高论。然而，换了一个场景，却成了学术上争议数十年的谜题 !

1957年，政治/经济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出版经典著作《民主的经济分析》（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书中的观点之一和投票有关。唐氏认为，去投票要花费时间气力，可是影响结果的概率微乎其微。因此，具体的成本高而预期的效益低，聪明的人应该不去投票才是。然而，成熟的民主社会里，投票率总是维持在 40%以上。他认为，这是令人困惑的谜题，称为“投票之谜（Paradox of Voting） ”，后人也称之为唐氏之谜（Downs Paradox）。

对经济分析而言，这确实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根据经济学的基本教条，人是理性而自利的，人会自觉和不自觉地算计，追求自己的福祉，不会去做些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吃力不讨好的事。既然自己的一票和胜负无关，何须多此一举去投票。大哉问既出，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蜂拥而上，各擅胜场。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论文处理这个问题；在顶尖的学术期刊里，相关的论文屈两手而不可尽数。直到今天，这个谜题的答案还不算水落石出、众议佥同。

然而，换个角度，或许更能体会到问题的切入点。三十年前，社会心理学者史丹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Milgram）和约翰·萨比尼（John Sabini），在地铁里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在纽约，特别是在布朗区（Bronx），地铁座位先到先占，是约定俗成、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当学生假扮成乘客，向坐着的乘客说：“对不起，我能不能坐你的位置？”（Excuse me，may I have your seat？）竟然有 68%的乘客，让出座位。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在生活里，多的是帮别人忙的经验，譬如借个火、借过、借手机、问路等。因此，当别人开口要座位时，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很多人不是想到“先到先坐”这个游戏规则，而是以“帮别人忙”这个念头来因应。“先到先坐”和“帮别人忙”，显然代表着两个不同的行为依据。

回到投票的问题上，对于许多选民而言，“影响选举结果”是去投票的可能原因之一。选情紧绷的时候，这个因素可能是重要的考虑。可是，一般情况下，其他的考虑，可能才是选民脑海里浮现的理由。对许多人而言，平日会按时缴税，驾车时会遵守交通规则，也乐于助人，在自己的心目中，对自己有着不错的“自我形象”。而选举时去投票，就符合自己的自我期许。“选举输赢”和“自我形象”，显然是影响行为不同的基准点。

维持自我形象，是为自己设下一个小的规则，画地自限；为选举输赢而投票，是在个别事情上锱铢必较。长远来看，大部分人的行为模式，是选择了前者而非后者。同样的道理，大部分人遇红灯则停，而不是每到红绿灯就东张西望。这么看来，投票之谜的答案，其实并不难找。经济 /政治学者斤斤于个别选举的输赢，是走错了方向、误入歧途。然而，正因为投票之谜的刺激，使得经济 /政治学者对人类的行为，有了更深刻也更平实的体会。

庸人自扰和自得其乐，可能只是一线之隔 !

需求法则

儿子读小学六年级时，对高达（Gundam）很着迷，家里大大小小的模型，屈两手两脚而不可以尽数。

有天，大概是他做了什么好事，或是我荷尔蒙大量分泌，就带他到附近的小文具 /玩具店，由他任选一件他喜欢的玩具。小鬼看机不可失，毫不犹豫地选了店里最贵的变形金刚，花了我大概 5000台币。他兴冲冲地抱回家，立刻拆封动手，忙得两眼发亮。然而，天下不如意事者，十常八九，等他组装得差不多时，才发现有两个零件不见，怎么找都找不着。

我陪着儿子到店里，说明事情的原委，希望退货或补零件。谁知道，平日一向温文平和的老板，竟然翻脸变色。他不认账，而且态度蛮横，说要告就去告好了 !我有点意外，就反问他：如果他自己的小孩碰到这种事，他觉得如何？他青筋暴露，反问我：为什么离店前，不检查零件是否齐全？!

还好，旁边的老板娘，不知从哪里找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就是那两个零件。真相大白，老板面无表情、粗声粗气地说：“对不起啦!”我没有搭腔，正在气头上 !

离开之后，我心情平复，自以为是地教育小犬：老板会开玩具店，一定是小时候很迷玩具。平时和善，还会提供奖品，为附近的中小学生办四驱车、战斗陀螺等的比赛。可是，为什么突然失态，显然和那盒玩具的价格有关。卖别的玩具，大概可以赚个百十来块，可是，最贵的玩具不容易脱手，那盒玩具的利润，至少上千。因此，为了保住难见的利润，老板不惜变脸。结论是：最好不要让自己处于类似的情境，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变得狰狞可笑 !

后来想起这件事，当时儿子已经是高三，即将“混进”大学。和他说话时，最好引述一些学术上的专有名词，让他多识草木鸟兽之名，也让他知道我还算粗通文墨。

具体而言，玩具店老板的反应，虽然略显唐突，但是完全符合经济学第一定理“需求法则 ”（The Law ofDemand）：当价格上升时，需求量会下降 !市场里的东西涨价时，买的人少一些。如百货公司大减价和特卖时，人潮汹涌。这些都是常识，卑之无甚高论。即使是股市里价量齐扬，也可以婉转解释：对有些人而言，当股价持续上升，虽然是追涨，可是赚钱的机会增加；当赚钱的机会变便宜时，需求量增加自然合情合理。

除此之外，价量的反向关系其实无所不在：如果老师鼓励同学发言，如果老板鼓励员工说出心底的话，自然有较多的人愿意讲话——因为讲真话的价格下降了。同样的道理，如果父母让子女难以亲近自己（价格高），子女自然容易和父母疏离（需求量减少）!对文具 /玩具店老板而言，维持优雅从容的成本上升时，自然容易出言不逊。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尝言：经济学发展两百多年以来，唯一能屹立不摇的，也只不过是需求法则而已 !需求法则隐含的价量反向变动，反映了人会受诱因的影响，人的行为有规则性，人是知道好歹的生物。还有，社会现象是由人的行为所汇集而成，了解了人的行为特质，就容易解读社会现象，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 !因此，经济学看来吓人难懂，其实卑之无甚高论 !

事件之后，我再也没有踏进过那家文具 /玩具店，见了面，彼此都尴尬。小犬受过肯德基训练，EQ较高，还是不时在店里出没。见面容易就多见面，见面难过就少见面——抽象来看，这也是需求法则 !

好心没好报的经济解释？

听内人讲一段往事，她心平气和，当时的我却几乎小动肝火，不只是对剧中人，而且对她。

几年前在她教的班上，有位医学院大一的学生华侨，成绩好又上进，但是家境窘迫，连学费都交不出来。她知道之后，主动拿了 35000元台币给他，让他交学费，等将来有了钱再还。后来，她陆续听到，他寒暑假往返侨居地，也工读赚钱，但似乎忘了还钱这回事。偶尔在校园里碰到，他不但不主动提起，似乎还有点避着她的味道。毕业之后，他留在台湾，在中研院工作，却一直没有动静。

我对这种状态大不以为然，她心里有疙瘩，他心里一定也有疙瘩。我表示愿意写封信给他，心平气和地要他明快处理，不要在人生旅途上，留下一个挥之不去的（小）阴影。可是，文学专长的内人佛性浓厚、慈悲为怀，说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位年轻人的姓名。还说她都放下了，为什么我放不下——她喝汤不觉得烫，我在旁边起哄喊什么烧？!

其实，激发我荷尔蒙的，除了一点小小的正义感之外，主要是随之而来的好奇心：为什么借钱时百般感谢，事后却换个脸庞？这种心理上的转折，由何而来，又有什么功能？

最直接的答案，当然是此一时、彼一时，心随境转。借过钱的人都知道，无论原因如何（身上刚好没钱、需要周转、有燃眉之急等），向别人开口时心里是一种期盼和感激的情怀，别人一点头，自己铭感五内，差点没鞠躬欢呼。可是，要还钱时，即使理智上还是知道好歹，心理上却已经有微妙的转折。即使明明知道是“别人的”钱，要把钱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心理上却总有不情愿、排斥、勉强的成分。原因很简单，开口时是求人，还钱时是操之在我。主客易位，取舍不同，心情上的变化，只不过反映了情境上的变化。

然而，这种解释，最多只是表面上的解释。在物竞天择、漫长的演化过程里，人类所发展出的机制，无论是肉体上的五官四肢还是情绪上的爱恨情仇，都可以有功能性的解释。即使物换星移，当初的功能或许已经消失，只要略去表面的福祸考虑，总是能试着琢磨出隐藏其下的底蕴。而且，抽丝剥茧之后，一旦能得到合于情理的一家之说，总是对万物之灵的人添增新的了解 !

达尔文进化论的两大铁律，呼应大自然对各式生物亘古的考验：生存和繁衍。当人类还是灵长类动物时，具有一般动物的特质：自己的资源增加，生物存活的概率上升，所以快乐一些；自己的资源减少，存活的概率下降，所以快乐减少。趋吉（快乐）避凶（不快乐），有助于生存繁衍。借钱和还钱时的心理状态，正反映了生物原始的本能。

然而，灵长类的世界里有互助互爱，却没有跨越时空的借贷。因此，处理借贷的工具，不再能依恃生物特质，而必须发展出新的机制。人类社会的伦常、道德，以及更精致严谨的律法，都是演化过程极其晚近的产物。这些新的工具，能处理较复杂的人际互动，增加人类追求福祉的空间。可是，在性质上，这些“人造物”（human artifacts）却和“生物本能”（animal spirit）之间，确有微妙而重要的差别。两者之间并存，但绝不是共存共荣或相安无事。两者之间的冲突摩擦，是考验，是常态，也是小说戏剧永远不会枯竭的泉源 !

这么看来，文学家和经济学者的歧异，也只不过是漫长演化过程中，微不足道但合于情理的一个脚注罢了 !

佛法与经济学

2009年 5月，佛光山的南屏别院落成启用，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多场专题演讲。我忝列受邀者之一，讲题为“经济学的世界观”。答应邀约和确定题目之后，才想到对那个场合而言，其实有一个更好的题目：“经济学始于佛法式微处”。

经济分析对于人的特性，有两大假设：人是“理性的”，能思索，也会思索；人是“自利的”，会追求自己的福祉。对于这两种特质，很多人不能接受，反证之一是，人当然不是自利的——捐钱给慈善事业，宗教家普度众生，德瑞莎修女的行谊，难道是为了自己吗？

对于这些质疑，由浅入深，可以有一些平实的响应：首先，当我掏出一百块，放到地下通道出口乞丐的碗罐里时，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肮脏龌龊的人，而是觉得自己头顶上有一个小光环——捐钱固然有利他的成分，当然也是自利的 !

其次，台湾主要的宗教团体，慈济、法鼓山、佛光山等，希望他们自己募得最多的捐款、有最多的信徒，还是其他的同修团体？当这些团体的领导者退位或过世时，会不会有继承的问题，左右手希望自己承继大统，还是另一位较适合？梵蒂冈的历史上，新教宗继位之后，不只有一位在短期内就过世，被下毒致死的传闻，从来没有停止过 !

再次，以佛法而言，最高的境界是《金刚经》里的“离相无住”。用白话文简单地说，就是心如止水。可是，要宣传教义、抚慰众生，不是要用尽心思、要有分别心吗？因此，宗教活动不需要理性思维吗？

事实上，宗教活动的性质，正精致而平实地透露了“人是理性而自利的”。具体而言，一般人辛勤终日，为的是自己、自己的家小，因此，这是明显的自利。可是，有宗教情怀的人，面对的是比较艰难的抉择：到底要追求自己的福祉，还是照顾其他人的福祉？

如果经过自己的琢磨，决定以其他人的福祉为依归，那么通过自己的行为，增添其他人福祉时，同时也增添了自己的福祉，因为自己心理上得到了满足——这不就是自利吗？当然，正因为贬抑了自身的利害，而以其他人的福祉为上，所以超脱了一般人汲汲营营的心境。依世俗的道德标准来看，这是境界较高的举止，而这种心境上的差别，自然而然地反映在神态上。因此，诚心奉献的信徒，有祥和自在的面容，真是有以致之。一般人享受照顾自己 /家小的乐趣，而信徒大德们则是享受照顾他人 /众生的乐趣 !

由此可见，经济学的理性自利，依然可以解释慈善事业和宗教团体的作为。而且，经济分析和佛法的关系，还可以更进一步地推敲。

《金刚经》的离相无住，隐含心智上一种非常特别、高超绝妙的境界：相较于外在世界的诸相，心理上能够抽离、不受羁绊，这是“离相”；相形之下，内在的世界里，心理上能不定于一、不定于彼，也不定于此，这是“无住”!在这种心如止水的状态里，没有分别心。而且，抽象来看，连“没有分别心”的意识概念都没有 !

在那种不可说的境界里，一切如一，没有分别心。既然没有分别心，所以没有好坏是非善恶对错可言，也就没有选择和取舍的空间。在这种境界里，强调选择取舍的经济分析，自然无用武之处。可是，一旦离开了这种境界，有了分别心，有了差别，就有选择和取舍的必要，也就有了经济分析置喙的余地——经济学始于佛法式微处 !

多年前我曾撰成一篇论文，名为“经济学对《金刚经》的阐释”（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amond Sutra），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文章没有引起经济学界或佛学界的回响，可能和两者的理性 /自利都有些关系吧 !

传统智慧的反智成分

每一种文化里，都有自己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s），以格言、成语或谚语的方式，捕捉文化里沉淀累积出的结晶。

传统智能的内容和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然而，有趣的是，针对某个情境，往往有好多个传统智慧都派得上用场，而且，彼此之间又经常抵触，让人无所适从。譬如，受委屈时，“吃亏就是占便宜”是传统智慧，“马善被人骑”也是传统智慧，“打掉牙和血吞”是传统智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是传统智慧。

显然，诸多传统智慧，有指点人生的作用，而在诸多传统智慧之间取舍，也需要相当的智慧。不过，传统智能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有些智慧虽然代代相传，一般人也口耳能详，可是却经不起放大镜的检验。譬如，对读完中学的人来说，约翰 ·穆勒《论自由》里的名言——一个人的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听起来理直气壮，说起来掷地有声。然而，这个历代相承、中外皆然的传统智慧，经得起检验吗？

首先，逻辑上来看，一个人自由的程度，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显然是不侵犯另外其他人的自由。因此，一路推论下去，等于是循环论证，说了等于没说。其次，实际的情形里，这句话也是左支右绌，吃力不讨好。

在别人的电话在线搭线偷听，完全不会影响到当事人打电话、讲电话、接电话的自由；可是，现代文明社会里，几乎都明文禁止。另一方面，我在水果摊买水果时，挑走大的、甜的、漂亮的水果，当然别人就买不到这些大的、甜的、漂亮的水果。我的行为，直接压缩了别人选择的空间；可是，现代文明社会里，却都容许这种自由。

可见得，无论是从逻辑还是实务的角度，穆勒的话都经不起检验。可是，他的空话，却经常是人们朗朗上口的名言。传统智慧的无稽，这是例子之一。例子之二，也和法律有关——“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句话出处不详，引述时是属于“先贤云”或“西哲有言”之类。无论出处如何，这个传统智慧成立吗？

由语意上揣摩，“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指的是道德像是一道光谱，有一个区间。法律所界定出的，是道德的最低点。只要人们不跨越这个最低界限，既符合道德，也不违法。然而，在真实的世界里，实际情况是如何呢？

约好晚上八点钟在戏院前碰面，一起看电影，结果爽约；走在人行道上，被摩登仕女的高跟鞋一脚踩上。这些行为，法律通常都不处理，也就是说，这么做并不违法。然而，一般社会大众，却不会容许这些事经常发生。还有，法律明确规定，申报所得税时，无心算错不罚，有意错算要罚款。可是，无心和有心，只是一线之隔。如果很多人都“无心”算错，税务体系事实上不能正常运作。因此，即使法律有宽容的空间，现代社会能正常运转，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是以比法律更高和更严的道德尺度节制自己的行为。

可见得，“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又是一则经不起检验的传统智慧。那么，为什么人们还笃信不移、口耳相传呢？这不等于是以讹传讹、在沙滩上筑城、在流沙上漫步吗？然而，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传统智慧流传已久，社会并没有分崩离析。事实上，很多人以这些传统智慧自持，很多学说理论更以这些传统智慧为基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追根究底，传统智慧，只能算是一种看法、一点建议、一项提醒。既然只是看法、建议或提醒，就可能对也可能错，用“智慧”这个词来概括，稍稍沉重了一些。不过，重要的是，在某些时点上，对某些人而言，传统智慧能发挥作用。即使是“错”，只要有济于事，就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有时候会抓到老鼠的猫，就是有用的猫，管它黑白对错。事实上，传统智慧之所以传之久远，本身正是最有力的说辞。如果无济于事，谁会费心记诵相传？

更深刻的意义，是涉及人对环境的认知。因为环境错综复杂、现象变幻不已，所以真相可能未易明。但是，人需要自处、需要因应环境。因此，在真相不明之前，先作一些假设性的认知，而后，这些认知成为脑海里的“信念”（beliefs）。在面对环境时，人会根据脑海里的“信念”应对，而不见得是根据“事实”（facts）来因应，因为可能没有必要、不值得，甚至不可能掌握事实。

只要稍稍揣摩，就可以发现，在“事实－信念”（fact-

belief）的光谱上，人们相当程度地依赖信念这一端。“民主比独裁好”的说法，是信念，因为有很多时候、在很多地方，这不是事实。但是，21世纪初，无论所处政治体制如何，这个信念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同样的，善有善报、好人出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只要付出就有收获，等等，其实都是信念，而未必是事实。但是，却都为一般人所信奉，并且据以自处行事。推展到极致，即使是科学上所认定的“事实”，也只是大多数科学家共同接受、不挑战、没有异议而已——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都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

当然，这也正意味着，对于一些人云亦云的信念（传统智慧），值得仔细检验。特别是涉及公共政策时，更是如此。穆勒的自由论、道德和法律的关系，稍稍深究，都经不起逻辑和“事实”的检验，也就不值得作为规划公共政策的基础。关于诸多传统智慧，有没有更抽象的传统智慧能一以贯之，无论是基于信念还是事实？

不平则鸣

十年前，台北市政府人事处，曾邀请我到台北市政府作专题演讲。演讲将在最大的礼堂举行，聆听的市府员工可能有一千人。

主办单位希望我提供讲题、大纲、个人基本数据。而且，也言明演讲的待遇：两个小时，演讲费新台币 4500元。我一看这个报酬，心里马上有种预感——很可能，这又将是一桩好事变坏事 !好事，不只是演讲的邀约，而是背后的曲折：多年前，在学校的推广教育班上，我教了好几个班，学员都是台北市政府中高阶主管。其中有一位在人事单位服务，他念兹在兹，一直希望弘扬我的理念，“以拯救不可救药的市府员工于万一”。

最近两年，他步步高升。主管的业务之一，就是举办市府员工讲座，邀请各方面学者专家莅临。为了慎重起见，事先还发函给市府各单位的员工，请大家票选最想邀请的来宾。在这位学生 /朋友的运筹帷幄——白话文是，在他联络亲朋好友，以及我教过的众学生——之下，我得票超过四千，被选为“财经类”第一人选 !

即使这是人工选举，有拉票（而不只是嫌疑）的假象，我还是觉得有意义。能宣扬经济分析的福音，我欣然而从，这是好事 !然而，好事变坏事的转折，就在 4500元新台币的演讲费。

坦白说，我不是非常在乎钱的人。可是，主办单位是台北市政府，事前还大费周章、大张旗鼓、煞有介事地举行票选，将在最大的礼堂举行，将有一千位员工聆听。为时两个小时，而演讲费只有区区的 4500元新台币。我觉得，这不只是对演讲者的侮辱，也是对市府员工的侮辱——一千位市府同仁，聆听两小时的演讲，每人付费 4.5元新台币 !

我告诉那位学生 /朋友，我不会接受这种侮辱。我希望，演讲费能提高到新台币 1万元。而且，不只是为我而已，而是为以后每一位受邀请的来宾着想。当然，为了不让他为难，我也表明替代方案——如果维持 4500元演讲费，那么我要求限制聆听人数，只接受 80位市府同仁。（此前两周，我才应邀在音响协会的年会演讲。一个小时左右，30位会员，演讲费 8000元新台币。）他表示：演讲费的标准，是由主办单位所定，他能体会我的感受，将会签公文专案处理……后来想想，自己路见不平、不平则鸣的记录，还颇有一些趣味。多年前，我到邮局寄东西，先在邮件上贴好邮票，窗口的小姐往秤上一放说：“超重”，要加邮资。我看着指针，不是明明没有超重吗？她接下来说的那句话，我终生难忘：“现在没超重，等贴上邮票就超重了 !”我没搭话，向旁边窗口的小姐借了把剪刀，剪去信封的一角，掉头而去。事后，我把这段经历写成短文，在报纸副刊发表，再把剪报寄给邮政单位参考。邮局从善如流，以后做法上有了弹性：超重 5克至 10克，不需另加邮资 !

关于邮局，还有另外一桩曲折。台湾的邮局除了邮务之外，还有储金划拨的业务。划拨账户有点像是银行的支票账户，可以开支票。这种账户也付利息，但是利息极低。

有一次我意外发现，计算利息的方式极不合理：每个月的利息，不是以户头里的平均余额计算，而是以当月“最低余额”为准。因此，如果一个月里每天的余额都是一百万元，最后一天提领剩下一千块，就以一千块为准，核算利息——这当然不合理 !

因缘际会，我受邀到邮政储金业务局演讲。台下第一排正中间，坐的就是主管储汇业务的局长——后来才知道，他是台大经济系毕业的学长。天时地利人和，我当然直指其非。邮局后来也就改弦更张，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掺杂一些学长学弟的特殊情谊 !

邮电不分家，另一桩麻烦，就和电话有关。几年前，电信局在我的住家附近施工，进行了好几天。我打电话问进度，顺便问：施工期间，电话不通，费用怎么算？答复是：施工超过三天，就停止收基本费。我立刻反映：为什么不是一施工没有服务，就停止计费？后来，电信局果然调整做法，顺应民意。

还有，我曾到“考试院”，批改公务人员考试的卷子。

改一份考卷，得新台币 38元。因为待遇不佳，所以很多人红笔如飞——同事自嘲，这可是“草菅人命”!我把所见所思写成评论，在报章披露，再把文章的剪报，寄给当时的“考选部长”王作荣老师。王老师非常明快，立刻把阅卷费提高为每份新台币 50元。他认为，38元新台币的阅卷费，“连擦一双皮鞋都不够”!从此以后，世世代代的阅卷老师，都因此而受惠——考生是否也受惠，倒是不得而知 !

回想这些曲折，并不是突显我的贡献。这些兴革，都和国计民生无关，而只是一些枝微末节的小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不平之鸣，对我来说都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如果打抱不平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神，我想我会踌躇再三——成本低的事，容易做，好坏皆然。而且，我不平而鸣的记录，当然不只这几桩。很多时候，抗议和诤言只是随风而逝，没有掀起半点涟漪——影响社会变迁的，有诸多因素，一时一地的疙瘩，只是契机而已，未必会立竿见影。

几天之后，我接到朋友 /学生的电话，主办单位不同意提高演讲费，也不愿意限制听讲人数，所以演讲的邀约就此打住。他的一片好心善意，以及幕前幕后的合纵连横，等于是做了白工。我自以为是的鸣放，也就无疾而终。市政府员工接受经济分析的福音，可能就此遥遥无期。

不平，则鸣。至于鸣了之后如何，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

理智和情感之间

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 —1776）尝言：“理智是情感的奴隶 !”（Reason is a slave of passions.）因此，人不只是情感的动物，人的理智还役于各种感情。人的自主性不高，大概就是跟着感觉走 !可是，人是万物之灵，经过千万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考验，在上帝之手的雕琢之下，真会成为休谟口中的可怜模样吗？

检验理智和情感 /情绪的关系，不妨从稍远但熟悉的场景开始。约会恋爱过的人都知道，第一次约会和第十次约会时，表情动作、遣词用字、肢体语言等，都不大相同。第一次正襟危坐、抿嘴浅笑，第十次轻松自在、开口放声大笑。为什么？

一般人的解释，是初次不熟拘谨些。经济学者一言以蔽之：第一次约会犯错，可能就不会有第十次约会。因此，第一次犯错的成本高，成本高的事最好少做。换句话说，第一次拘谨小心，第十次自然自在，背后都有成本的考虑。

人对情绪 /情感的运用，显然并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有自觉或不自觉的算计 !

其次，开过车和坐过车的人都知道，车子有手排挡和自动排挡两种设计。无论是手排档还是自动排挡，重点是“换挡”（gear shifting）——不同的路面状况，运用不同的挡次，以充分发挥机械的作用。那么，车子换挡，人在情绪的运用上，有没有换挡的现象呢？

在公司机关里上班时，面对自己的上司同僚部属，是一副脸孔表情；下了班和朋友聚会小酌，是另一副身段容貌；回到温暖的家，和家人相处，又是另一种心情模样。

抽象来看，这不正表示情感上的换挡吗？面对不同的情境，不自觉地调整挡次。兵来将挡，应付裕如，自求多福。可见得，人对情绪 /情感的运用，大有可以琢磨深究之处 !

换一个角度着眼，在漫长的演化过程里，如果有两种竞争组合：一种是一直保持理智，另一种是先理智，但是换挡变为情感 /情绪。那么，“理智—理智”和“理智—情感”这两种组合之间，哪一种竞争的能力较强，生存繁衍的机会较大呢？

直觉上看，“理智—理智”这种竞争组合，或许有较高的存活率，因为一直能以理性思维，应对周遭的一切。然而，稍稍斟酌就会发现，未必如此。如果把“理智—情感”

再进一步细分，可以想象两种状况：一种，是不自觉地换挡，由理智变成情绪；另外一种，是由当事人有意识、自主地换挡。后面这种情形，是表示在理智和情感之间，当事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来回和出入——这不就是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的表现吗？摄影机的镜头灯亮时，慷慨激昂、手舞足蹈、你推我挤、对官员颐气指使。一旦镜头灯灭，马上是另一种嘴脸身段，满脸堆笑、握手言欢、向官员请托关说 !在人生的舞台上，能在理智情感之间自由游走、收发自如的人，不是存活率较高吗？

1988年，经济学者弗兰克出版了《理智驾驭下的情绪》。这个书名，当然意有所指，刚好和休谟的名言唱反调。

那么，理智和情感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休谟说得好，还是弗兰克说得对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慎重以对。不过，在思索和一探究竟之前，不妨先松弛一下。充分休息过后，再武装精神，一丝不苟、一点儿不大意地全力以赴 !

你让乞丐怎么办？

教书的趣味之一，是平淡之中总隐藏着不确定性。不知道在哪一秒钟，自己或学生会迸出令人惊喜的念头或题材。

忘了讨论哪个主题，有位清爽纯真的大一女生，突如其来地说了这个亲身经历：走过台大校门前的地下通道时，有时会看到乞丐托钵行乞。她总是毫不犹豫地掏出 50块钱给乞丐，无论老少。可是，有时候看到的不是单纯的乞丐，而是卖口香糖的老人 /残障人士 /可怜的人。

既然是卖口香糖，所以是自食其力，即使身份上有某种难以辨明的糅合。对于这种力争上游、不只是伸手要钱的人，当然更值得支持鼓励才是。可是，说也奇怪，每次看到这种“口香糖乞丐”，她总是踌躇再三，反而不容易由口袋里掏出钱来 !

她自己觉得很怪，可是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听了兴味盎然，好奇心大起，而且直觉上判定，这种心理可能和性别差异有关，虽然面对同样的情境，但是男女有别。我立刻请同学举手验证，果不其然：对于乞丐和口香糖乞丐，大部分男生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大部分女生，却都有同样的犹豫和迟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强调男女性情上的差异，有点政治不正确，又有点掉入刻板印象的泥沼。但是，依我个人有限的经验和智慧，大体上而言，男女确实有一些差别。用白话文来表示，男生神经线比较粗，女生心思比较敏感细致。因此，最直截了当的解释，就是（一般而言）男生眼里，空手行乞的乞丐和卖口香糖的，是属于同一类，都需要同情和善心善行。

可是，女生则不然。面对乞丐时，彼此身份泾渭分明，所以可以自然而然、从容自在地掏钱济助施舍。一旦面对卖口香糖的人，彼此的角色却起了微妙的转折。对心思细密的女生而言，“卖口香糖的人”和“乞丐”是两类人。面对乞丐，可以有同情悲悯的表情和肢体语言；面对卖口香糖的人，却是面对一个从事正常买卖的人，不容许有丝毫同情悲悯的表情。因此，当这两种身份同时成立时，女生们就有点困惑犹豫。她们担心，自己神情举止上，不自觉地透露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乞丐，而这种表情举止，会伤害到一个正常的小贩。她们想的比男生多，也就多了一层顾虑。

另外一种解释，少一些曲折，但是结果相同。当女生面对“口香糖乞丐”时，眼中立刻区分出两种身份：乞丐和卖口香糖的小贩。可是，眼前小贩所卖的口香糖，通常比较贵，如果要买口香糖的话，可以直接到超商或便利商店去。因此，女生们面对了两种考虑：帮助别人（施舍）、照顾自己（省钱）。两种考虑刚好直接冲突，因此令人难以抉择。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或是两者的某种组合，心思缜密的女生，因为想的比男生多，所以行为上反而斟酌迟疑；男生们头脑简单，想的少，行为上反而利落明快。然而，口香糖乞丐的故事，固然反映了男女的差别，只不过是故事比较简单的部分。比较麻烦的，是乞丐要怎么自处呢？空手行乞的人，以乞丐的身份得到济助；可是，卖口香糖的人自力更生、不食嗟来之食，却反而愈益反损、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是否要做市场区隔，在女生多的地方干脆两手空空，在男生多的地方试着力争上游？

要当一个称职的乞丐，得到最多的收入，除了有经济学的概念之外，似乎也要有心理学的常识？ !

问情是何物？

多年前，在台大推广教育的班上，我教过许多中高阶的公务员。其中一位，是军人退伍转任的周科长 /营长。军旅生涯里，他曾经当过工兵营营长，负责处理爆破火药等业务，几次经历生死一瞬间的险境。我一直记得他，因为我一直记得他告诉我的故事。

他望子成龙，所以儿子高中时，就送到澳大利亚读书。寒暑假才回台湾，回家。孩子小时，周营长采取斯巴达式军事教育，孩子对父亲非常敬畏。后来孩子读大学，长得已经比爸爸高大，可是爸爸说话时，孩子还是要立正站好，听训。周营长说，其实他很想念远游的儿子，看到儿子时，很想把他揽到怀里抱抱。可是，多年来的矜持，使他从来没有真的那么做。当时听他娓娓道来，觉得很动人、很特别。可是，却觉得有点距离，没有感同身受的情怀。

2003年 1月到 7月，我应邀到香港城市大学客座，儿子同行，安排在英皇佐治五世学校就读。谁也没想到，中国大陆暴发震惊世界的SARS，牵连香港。当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地铁上一声咳嗽，马上引来惊惧和怒目而视的眼光。刚好，儿子小学清明节放长假，就决定让他回台湾。我送他到机场，他自己搭飞机。出关时，我把他搂起来，用力一抱，航空公司的人陪着，他身上挂个牌子，边走边回头。

我回到学校，继续教学研究，工作如常。可是，SARS危机未除，动弹不得。有一段时间，很想念儿子，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台湾。脑海里出现一种情境，自己好像坐了艘宇宙飞船，离开地球，愈离愈远，可能从此不回头，再也看不到儿子。心情上，有种苍凉悲凄的感觉。当时，才稍稍体会到周营长的心境。

稍后，SARS危机解除，大地回春，缤纷依旧。因缘际会，在地铁上认识刘炯朗校长。当时刘校长刚从台湾清华大学退休，也在城市大学客座。他满头白发，笑时童颜毕露，像小学的男生一般。

不久，刘校长、何炘基、张隆溪和我四人，约好在校园内九楼的餐厅碰面，吃饭喝酒聊天。见面时，我告诉刘校长，已经看完他送我的小书《爱上层楼》。这是他校长任内的随笔，还有婚丧喜庆的致辞、为朋友同事名字所作的对联——两个例子，为秘书“香铃”的对联是：偷香应是惜香客，解铃还需系铃人；和友人“月纯”讲电话时，脱口而出的对联：月经不来，纯属偶然 !

我说，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是他在刘太夫人寿宴上的祝词。刘家几兄弟，个个出类拔萃：“行政院”副院长刘兆玄、中央大学校长刘兆汉，等等。刘校长一一回溯，结识刘氏昆仲的经过。认识各个兄弟时，总是好奇：哪个母亲这么有福气，有这么一位好儿子。今天在寿宴上见到刘太夫人，才恍然大悟，其实是刘氏兄弟好福气，有这么一位好母亲 !

刘校长闻言大乐，高喊一声“爽”!然后说：那一段祝词，他福至心灵，一气呵成，也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一篇。既然所见略同，有喜获知音、相见恨晚的情怀，年龄就不是问题，喝酒也就一发不可收拾。餐后，刘校长回研究室小睡，一觉醒来已是凌晨三点，考虑安全，决定不回家，留下来早上帮工友开门。我歪歪倒倒，走回宿舍，摔破眼镜。根据野史，好事之徒的版本是：我勉强走到宿舍门口，不胜酒力，就在门前睡了一晚，钥匙插在门上。根据正史，我的版本是：回到房里，倒头便睡，只是没脱衣裤而已 !

当晚在场的，还有何炘基，时任财务金融系讲座教授，后任城市大学副校长，朋友直呼其英文名。炘基是我到香港才认识的朋友，举手投足，谦谦君子，除了学术论著之外，他写散文、画山水画、收藏古董、养猫。系里的走廊，挂着几件他的巨幅山水画；系门口外，摆着他借展的古董。

我看不懂山水画，也看不懂古董，但是看得懂散文。印象最深的，是他四五百字的一篇短文，描述幼时喝汽水的情景：当时物资匮乏，谋生不易，只有在节庆等特殊日子，才有汽水喝。家里开汽水时，好像是一个仪式：爸爸先倒一杯给自己，再倒一杯给妈妈，然后是姐姐，最后才是小童炘基。由爸爸手中接过汽水时，好像在掌声欢呼中走上讲台，接受颁奖。文章虽短，故事简单，但是我觉得很纯真感人，触人心弦，唤起自己类似的回忆。

无论如何，前面这几则故事，都和情感或情绪有关：周营长想儿子、我想儿子、刘校长高声喊爽、何炘基缅怀汽水。涉及的情怀不同，情绪起伏却不分轩轾。经济学家探讨完商品劳务牛奶面包之后，也开始对情绪产生兴趣。利用经济分析的架构，问情是何物。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而且已经有许多智慧结晶。

人的各种情绪，是一种机制（mechanism），能发挥某些作用。既然是机制，也就是一种工具（tool）。譬如，刘校长喊爽过后，满心欢喜，就酒逢知己；男女一见钟情，荷尔蒙大量分泌，就决定厮守终生。情绪一旦换挡，行为跟着改变——情绪，事实上是导引行为的游戏规则（astopping rule）。更重要的是，看起来情绪在处理已经发生的事，其实是为了未来。夏虫不可以语冰，是因为夏天的虫，不需要具备“冰”这个概念。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未来，何需具备懊恼、悔恨、气愤等情怀。

关于情绪的研究，正渐渐由象牙塔里走向塔外。何炘基在《信报》的专栏里，多次处理情绪和感情的各个面向，论述有据之外，妙趣横生，发人深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炘基除了经济学家的身份之外，还是散文家、画家、古董收藏家。因此，除了经济学者所擅长的分析之外，他还有极其特别的细腻、过人的深刻。后来文章集结成书，更是大有可观，可喜可贺。

他对情绪的好奇和探索，可能和小时候喝汽水引发的情绪起伏有关 !

市场真相一二三

我和朋友合作，写过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名为《经济学 2000：跨世纪新趋势》。出版之后，一般反应还好，销路差强人意。

书出版后不久，我接到一封信。写信的这位朋友表明自己在大学教经济学，对书中的论点提出质疑。书里关于“市场”的部分章节，由我执笔，为了让理论和实务结合，我举的例子之一是：百货公司和夜市摊贩，可能卖同样的东西，在这两个市场里，“名目价格”通常不同。但是，考虑产品质量、卖场设施气氛、售后服务等，两者的“实质价格”可能很接近。

来信的老师指出：经济学里的市场，是根据“产品”来界定，而不是以“场所”来区分。因此，有小麦、黄豆、日光灯、摩托车的市场。以百货公司和夜市来界定两个市场，是不恰当的做法。看了信，我愣了好几分钟——坦白说，过去从来没有意识到，以产品和场所界定市场的差别。

我仔细琢磨了一阵，才想清楚事情的曲折。那位老师说的一丝不差，绝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里，是以“产品”来界定市场。可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市场通常是指场所。所以，我们的说法不同，但是，都对。不过，如果以教科书为标杆，而不以真实世界为依据，经济学（者）可是会坐实不辨菽麦、在象牙塔里做梦的指控。

那么，到底“市场”内涵是什么呢？怎么才能平实正确地解读“市场”这个概念呢？这些问题，似乎只是名词之争、句读之学。其实，不然 !

最基本的，无论是以物品还是场所来界定，“市场”这个概念，不只适用商品劳务等经济活动。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曾发表一篇论文，名为“商品的市场和言论的市场”（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他认为，报纸杂志、电视书刊等，提供了言论的市场，这种市场和牛奶面包的市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在商品的市场里，生产者希望借着各种手段，争取垄断的地位，享受特殊利益。同样的，报纸杂志等的生产者，也希望取得特殊地位，独享利润。农民渔民是利益团体，出版业和媒体也是利益团体。

稍微抽象一点，利用“市场”的概念，也可以分析政治和法律问题。就政治领域而言，直接民主的发展，近二三十年来风起云涌，沛然莫之能御。在美国的州和郡县这一级，民众可以经由联署，主动提出法案，这是创制。或者，议会通过的重要法案，要由民众投票认可，这是复决。根据实证资料，经济学者发现：采取创制和复决的辖区里，政府的预算规模较小；公共支出里，由基层政府提供的服务较多；使用者付费的比例较高，所得税等税收的比例较低。而且，整体而言，这些辖区里的民众，政治参与度较高，自我感觉较良好 !

在法学领域里，也有表面上不同但本质上类似的现象。研究发现，美国允许妇女堕胎之后，犯罪率下降——不允许堕胎，勉强生下的子女，社会经济条件较弱。长大之后，容易落入犯罪的泥沼。还有，离婚法规变宽松之后，家庭暴力（特别是杀害配偶）的案件大幅减少——不允许离婚，怨偶没有出路，只好找自己出气，或者找孩子和配偶出气 !

这些政治现象和法学研究，似乎和“市场”的概念八竿子打不着，其实正是市场概念的延伸和应用。表面上看，市场是指消费者通过买卖，得到自己希望拥有的产品劳务。然而，这只是消极的意义，积极的意义，是隐含着消费者可以选择，有选择的自由和空间——如果是独占垄断，只能向一家公司购买产品劳务，虽然也是买卖，却违反市场和选择的基本精神。

因此，言论的“市场”，是以市场为比喻；而直接民主、堕胎的自由、离婚规定松绑等，都隐含了自由的增长、选择空间的扩充——过去只有一种方式或工具，现在至少多了一种选择。个人的福祉上升，整个社会也因而更安和乐利一些。可见得，“市场”的概念，确实有很广泛的运用空间。

事实上，对“市场”这个概念最直接的肯定，就是真实世界里活生生、赤裸裸的诸多事例：市场最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正是所得较高、民众生活质量较高的地区——在市场发达的社会，一个人可以选择远离喧嚣、离世索居；在市场不发达的区域，人却没有选择拥有电话、互联网、救护车、道路设施和大众运输的自由。

约翰·凯（John Kay）的《市场真相》（The Truths about Markets），就是从各种面向，烘托市场诸多具体抽象、明白隐晦的意义。凯是经济学者，但是长期在管理学院任教，对实务娴熟。大致上来说，书中引述的故事要比经济学者的故事生动有趣、辛辣深刻。其实，凯本身的经历，也巧妙地呼应市场的意义。

牛津大学，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在欧洲乃至于西方文明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历史悠久，一切以光荣高贵的传统为依归。相对的，对于新生事物，往往排斥贬抑。因此，在牛津大学成立管理学院，就经过冗长艰辛的过程。

好不容易，先是叙利亚富商赛义德捐赠大笔金钱，好几年之后，牛津终于成立“赛义德管理学院 ”（SaidBusiness School）。凯，就是学院的筹办人和首任院长。然而，他终究受不了一再的挫折，辞职了事。他把前后经过和无尽委曲，以长文发表在《展望》（Prospect）月刊。文中有一句话，令人玩味再三：在古老的牛津，似乎坚持这么一个信念——任何事，如果没有前例，做了之后会成为头一遭，那么这件事就不该做 !

显然，在牛津 /英国，这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这个亚当·斯密《国富论》和经济学的诞生地，言论 /学科的市场也还有增长扩充的空间 !

美丽人生？

身为（不完全称职的）经济学者，请客吃饭时总是有人问：金融海啸何时了？投资好康何处找？等等。我总是打哈哈，顾左右而言他，如果一再追问，我会讲两个故事。

首先，有一位同事好友几年前动了凡心，打算结婚，先期作业是买股票，希望赚点钱，婚礼可以办得体面些，婚后家里地位也高一点。所以，他买了一堆台湾“国票”的股票，买时一股 40余元，一个月后，“国票”百亿弊案爆发，股票一跌不可收拾。他结婚时，已经是一股 13元左右。其次，我帮书商写了台湾高中课本经济学的部分，儿子的学校也采用这个版本，老师希望我能到班上，为同学们开示解惑。但是，报纸上登了一位女老师编的参考资料和复习题，我发现题目很难，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当然也就不敢去儿子班上。还是留在大学里，误他人子弟比较安全 !

通常，这两个故事已经够用，万一碰上还不死心的朋友，我只好再追加一个“安可”：若干年前，我在高雄买了办公大楼的一个单位，单价 27万每平方米。买了之后，虽然房市一直涨，但我买的这个单元已经跌到每平方米 7万元左右——有些树往上长，有些树往下扎根。树是如此，房价也是如此 !

因此，问经济学者投资经济等问题，可能比问道于盲还糟。但是，最近经济恶化，吃饭时脸色凝重的人愈来愈多，失眠比我严重的人比比皆是。因此，基于小小的社会责任感和快消失不见的职业道德，我觉得有几点值得敝帚自珍、稍微野人献曝。

首先，不问外在环境如何，先自我检视一下。追根究底，人只是一种生物，因此受到大自然亘古的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让自己快乐些，这个生物存活的概率自然高一些。而让自己快乐的方式之一，是降低目标，对自己好一些。某种程度的游戏人间或荒诞不经，对别人好，对自己更好。换句话说，“一箪食，一瓢饮”、知足常乐，白话文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当阿甘阿 Q比当阿扁好 !

其次，人是生物，人也是环境的动物。在现代社会里，经济起伏加大，除了公部门之外，终身雇佣制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在浮动不居的环境里，一技之长的内涵已经不同，与其重视某一个专业的特殊知识或技能，不如重视更根本的：好的工作习惯、敬业的精神、乐于学习的态度。只要核心的部分扎实，存活竞争的能力自然较高。

再次，前两点主要是关于自己，除此之外，对环境的了解当然重要。农业时代自给自足、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日子，早已一去而不复返。现代社会里，经济活动唇齿相依、环环相扣。而且，通过贸易，地球村的身影已经悄然成形。这意味着，远在天边的暴风雪，转眼之间可能就在眼前肆虐。因此，别人、别的市场、别的国家社会所造成的问题，可以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反之，亦然。因此，心理上最好能有所准备，即使是别人惹的麻烦，自己也可能要付出代价。（别人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的部分，通常不会感觉明显。）“权利—责任”的观念，已经迥异于往昔，这也正呼应了前面的论点：加强自己核心部分的能力，准备承担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考验 !

经济学号称是忧郁的科学（a dismal science），在忧郁的时代里，也许刚好能呼应社会的脉动。当然，对于经济学者的意见，无需太过认真——想想文章一开始的例子 !

日月潭奇景

最近看到和听到几桩异象，虽然互不相关，但是进入脑际之后，不时地翻搅萦绕。与其纠缠不解，不如落笔记下，并且试着解释一二。

台大男厕奇景，是我亲眼目睹。年前在研究室看漫画，中场休息时上“一号”，瞥见一个门下有双球鞋的后跟，我觉得有点奇怪，出恭坐时应该露出球鞋前跟才是。尿尿前后，完全听不到那位老兄（应该是学生哥）的动静。离去时，我好奇地弯腰一看，发现竟然有两双男生大球鞋 !

学测奇景，是儿子的转述。在这场攸关大学入学的考试里，考英文、数学、自然等科时，有好些考生拿到考卷后，竟然就趴在桌子上睡觉，等坐满了规定的时间，才交白卷离场 !而且，据有些同考场的考生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写英文作文。

日月潭奇景，是南投仁爱乡一修车厂老板的见闻。我和家人去清静农场的路上，车子抛锚，推到修车厂，检查后老板打电话给零件商。我们泡茶、闲聊、吃槟榔，边等报价时，他描述日月潭的新景观：最近有很多穿西装的人，在潭边钓鱼。

看到或听到这些异象时，情感和理智都受到刺激。情绪上，“四脚兽”有点黑色幽默，但不完全令人意外。多年前，男生宿舍里的澡堂，就有“四脚兽”出没了。只不过，现在换个场所，换个性别组合而已。学测奇景，令人难过。这些即将或刚刚满十八岁的年轻子弟，在教育资源最丰饶的台北市，竟然自我放弃到这么光天化日、大摇大摆的地步。日月潭的奇景，先是令人忍不住发笑，继则令人悲切同情。经济不景气，裁员潮不分西东，为了掩饰无业的窘况，每天依然穿西装准时出门，然后到潭边垂钓。傍晚时间，再拖着疲惫的身躯和心灵回家。生活里必须装卸两种面具，心情上想来是杯弓蛇影，令人有感同身受、伤及股肱的情怀 !

情绪上直觉的反应过后，是理智上比较平实的思维。男厕所的景象，其实无须小题大做，这只是两个大男孩，荷尔蒙突然分泌。根据美国学者的观察，“性”已经逐渐褪去繁衍的功能，而成为纯粹娱乐的活动（recreationalactivity）。在男厕里从事娱乐性活动，只嫌空间小了些。

日月潭的景观，令人心动和心悸，但是也无须过虑。全球经济衰退的浪潮下，这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和个人能力高低或选择好坏，都没有太大的关联。一旦景气好转，渔具自然会收到车后厢里，西装领带会再在办公室里出现。

学测的景象，始则让人心惊，稍一琢磨，更是让人叹息。年轻孩子自暴自弃，固然可以有很多说辞：三百六十行，各有发光发热的舞台；不走升学路线，何必自欺欺人；被父母师长所逼，读书不是自己的选择；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国中阶段的英文数学已经够用，不必自寻烦恼，等等。然而，交白卷、趴在桌上、没写过英文作文所反映的，不只是如此。在学测时这么做的年轻人，想必在学校考试时也是如此，或更糟。他们这么做，不觉得丢脸或不自在，一方面意味着环境里有宽容他们这么做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这些年轻人已经养成某种习性，而这种习性是和专业精神、敬业态度、工作伦理等背道而驰的 !以小见大，这是台湾下一代子弟的历史共业——由历史因素所造成，来得慢，去得也慢 !

男厕景观，永远不会消失，无须担心；日月潭奇景，是阶段性的现象，也无须多虑。真正令人驻足沉思的，是学测时的景象。如果学测的异象愈来愈普遍，日月潭奇景出现的概率会增高，而穿西装钓鱼的人想必也会愈来愈多 !

哪种游戏规则较好

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尝言，人生如同一种竞技，而这场游戏的规则其实变化很多。有些规则，是让技巧最好的人胜出；有的规则，则是趣味为上，让老手新手赢的机会一样大。大学联考，无疑是台湾社会重要的赛局之一。游戏的规则，又是如何呢？因缘际会，我刚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也颇有一些体会。

儿子考完联考，玩得不见踪影。不过，他告诉我，化学有道单选题送分，答 A和 C的都对。可是，他作答时，认为 A和 C的逻辑相同，如果 A对，C也对。既然是单选题，不可能有两个答案，因此，他选了另外两个答案之一，反而不能加分。大考中心的做法，看起来合理，其实大有争议。因为，考生里有三类，第一类考生不知道对错，选了 B或 D；第二类考生头脑清楚，选了 A或 C；第三类是小犬这种小众，看清 A和 C逻辑相同，同时成立，所以选了另外的选项。结果，想得多、想得较严谨的人，反而受到惩罚 !

我听了兴味盎然，决定略尽绵薄。打电话到大考中心，表明考生家长身份。接电话的秘书很客气明快，表示半天之内就会响应。半天不到，有了响应，共有两点：第一，面对那道考题，考生应该选 A或C，或 A和 C都选；第二，过去的处置都是如此，只有对的答案才给分，我听了大不以为然。首先，既然是单选题，要考生同时选 A和 C，不是要考生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吗？也就是，难道考生所承担的责任，要比出题老师的责任更重吗？以后的考生，在答单选题时，难道要考虑两个答案都对的可能性吗？其次，过去如何，并不表示现在就该如何。过去我们都上私塾，难道现在也如此吗？我认为，无论考生如何作答，这题应该全部送分，利用其他众多的考题，来分出考生的高下。

我向秘书表示，这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处理事情该合于情理，如果下午五点之前，没有得到（我认为）合理的答复，我会联系媒体，请媒体出面报道，由舆论来决定是非 !下午五点，没有响应，我把情况向一家媒体说明。

对于小犬来说，这题占三分，对他影响不太大，他也不太在乎。我自认尽了责任，所以也就不再追究。然而，由这桩不大不小的事里，却可以萃取出一些有趣的含义。针对那道化学考题而言，虽小道必有可观：儿子认为 A和C逻辑相同，所以在单选题里，两个选项都不可能是答案。可是，如果 A和 C都对，只是对的道理不同，那么大考中心只给 A和 C分数的做法，就理直而气壮。还有，如果另外的 B和D，是明显错误的选项，那么即使 A和 C逻辑相同，即使是单选题，只给 A和 C分数也说得过去。

更进一步，给分与否，答对或答错，抽象来看，就是在操作一套游戏规则。规则合理与否，考生和出题者的责任各应有多少，对录取成绩如何影响等，都有许多曲折微妙之处。因此，除了“联考考题”的逻辑和经验之外，如果对于“游戏规则”的意义，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操作的结果可能更合于联考的初衷 !

对经济学者而言，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规则，其实都是一种工具（rules as tools）。既然是工具，工欲善其事，最好能找出好的工具。经济分析的优点之一，就是能利用成本效益的概念，平实地分析各种工具所隐含的利弊得失 !也许，大考中心可以邀请经济学者参与，仔细检讨目前各种计分和补救措施，毕竟，在联考这种规则改弦更张之前，值得把联考之下的各种小规则调整得更理想才是 !

阿基米德与冰淇淋

这个学期，轮到我安排演讲课程，为大学部的学生们邀请嘉宾。我有意打破惯例，不以经济专业和学界为限，而是向各个领域伸出触角，三人行而有我师也。

当初邀请“沾美西餐”的董事长陈登寿，是因为认识多年来，他讲的两个故事长留我脑际：他曾到德国学习餐饮，在酒吧工作和实习。等他离开德国时，竟有两三个德国友人到机场送他——对生性方正内敛、自尊自傲的日耳曼人来说，这可不是件寻常的事。还有，他回国后，餐饮事业愈做愈大，很多“外交部”的宴席酒会，都请他安排。他曾提到，不只一次，在“外交部”的酒会里，大小官员们三五聚集，自顾自地聊天。对于已经屈指可数的友邦大使们，却往往弃之不顾，理都不理。

因此，我直觉上认为，登寿观察力敏锐，专业之外还有相当的热情。请他和同学们碰面，该是件有趣的事。没想到，他讲的故事不只有趣，简直是令人着迷和惊艳（fascinating）。

高中毕业后，他进入职场，在餐饮业打拼，而且业内渐有令誉。然而，他毅然放弃高薪，争取到德国学习餐饮的机会。在等签证的几个月空当里，他到西门町看电影，发现人手一个冰淇淋。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卖冰淇淋也不错。所以，在电影院门口的角落，弄了个小摊位。

冰淇淋一球八块钱，买的人多，但是要找钱很麻烦。他开始动脑筋，怎么样才能增加周转率。他想起初中学到的数学，球体的体积是圆周率乘半径的立方。用 5号冰淇淋勺，一升可以挖两百球左右；用小一号的勺，却可以挖四百多球。可是，在外观上，两种冰淇淋的大小相去不远。因此，他就推出前所未有的“两球十块钱”！既不用找零钱，顾客又觉得俗而大碗，结果大发利市。两三个月之内，他这个新手的业绩，就遥遥领先全台湾其他七八百位同行——两个月可以赚八九万块，当时可以在新店买一栋房子！他当然可以继续卖冰淇淋，数钞票。但是，他背着行李，一个人飞到人生地不熟，几乎是另一个世界的德国。到了之后在酒吧里任职，重新开始摸索。因为细心耐心又肯学，所以很快又有一片天。当然，他一直睁大眼睛，放大耳朵。

他发现，每个月总公司定期派人来盘点。一瓶酒通常容量 20.4盎司，可以倒 18杯上下。盘点时以目测估算酒的存量，再和营业额查核是否相当。目测费时，不容易精确，又干扰正常营业。登寿左思右想，想起初中物理的“阿基米德定理”（Archimedean principle）——酒瓶加酒的重量，减去瓶重（固定），就是酒的重量。因此，盘点时只要把酒瓶往秤上一摆，很容易就能掌握瓶里的酒量！

他用不甚流畅的德语，和负责盘点的犹太人比手画脚，口里不停地重复“阿基米德、阿基米德”——为了阿基米德，他还打长途电话回台湾，请教朋友这个名字怎么发音。

犹太人半信半疑地走了。两周之后，他被请到总公司做简报。他忐忑不安，怕德语词不达意。可是，当他踏进会议室时，所有公司的高层都站起来鼓掌，向他致意！

登寿的故事可以做很多引申，其中之一当然是他的工作态度——他不只是在做事、做人，他还一直在动脑筋，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

“沾美西餐厅”在仁爱圆环附近，是台北最早的一家西餐厅。那儿的牛排好吃吗？我不是美食家，不敢置喙。但是，我知道，陈登寿的故事很好听，陈登寿这个人很值得尊敬！

螺丝的责任

周日上午到研究室想做点事，但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应酬时多喝了点酒，头脑还不完全清醒，就只好东摸摸西摸摸地处理一些琐事。

快中午时披上夹克，到附近买个便当，顺便到文具店里买一小锭强力胶好粘软木垫。也许是我穿着邋遢，面容颓唐，举止不十分稳重，当我向文具店的老板表示要买强力胶时，他抬头看我一眼，然后说：“没有卖！”我精神一紧，说：“前几天还在这里买了一条，怎么会没有，我还记得是放在下面的柜子里。”然后，又心平气和地加了一句：“别担心，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不会去吸强力胶的。 ”老板没有再坚持，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条强力胶，我给他十块钱。

回到研究室之后，我一边挤强力胶到软木垫上，一边回想刚才的那一幕……我当然知道老板斟酌的用意：怕别人买了强力胶去吸食，然后惹是生非，甚至闯祸。他显然是一番好意。可是，我却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即使别人买了强力胶真的做了什么歹事，跟他也毫不相干，何况他是生意人，责任就是卖东西赚钱。如果别人确实是买了去吸食，他故意不卖反而可能惹麻烦上身。所以，他何必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地做对自己“有害无益”的事呢？

想着想着，我忽然联想到几年前思之不解，最近再想起却稍有所得的一个问题：理性的人为什么会去投票？既然自己投不投票都会有人当选，由自己那一票决定胜负的机会微乎其微，而去投票又花时间气力，所以，投票是对自己弊大于利的事。可是，为什么民主社会每次选举都还有那么多人去投票呢？

以前思索这个“投票谜思”时，总是考虑投票这件事本身的利弊得失。最近再咀嚼琢磨，却有不太一样的体会……一个人从小长大的过程里，经由学习、摸索，以及和别人的交往互动，他会慢慢发展出对自己的一种认知。譬如，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个有正义感、大致上诚实、喜欢交朋友，等等的人。这种自我认知意味着，一个人会对自己有一种“自我形象”的评估和期许。在处事以及和别人交往时，一个人就会用这个“自我形象”来因应环境，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么做可以降低行为取舍时思索判断的成本。所以，如果在一个人的“自我形象”里自己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那么，当有人在公交车上刚好缺零钱而向自己求援时，自己绝不会坐视不管。维持自我形象就像是在脑海里为自己设下一些要遵循的小规则，可以让自己更容易地处理所面对的各种情况。

根据这种观点，既然社会上有相当比例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是个还不错的人：认真工作、照顾家庭、帮助朋友、按时纳税……所以，为了维护这种自我形象，在选举时也就会像一个还不错的人一样去投票。如果不去投票，自己心理上所承担的成本，可能要超过来回投票地点所耗费的时间心力。权衡取舍之后，可能就会有相当比例的人会基于维持自我形象的原则而去投票。

对文具店的老板而言，或许就是同一种心理反应：自己在平时是有正义感的，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于吸食强力胶可能会有道德上的谴责。因此，一旦面对可能有人逾矩的情况时，就宁愿放弃眼前的小利，而维持道德良知上的平衡和自我形象的完整。

这么看来，一个民主和正常的社会能够正常运作，确实是要依靠许许多多人心里的良知和责任感。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所采取的一些对自己“有害无益”的行为，在涓滴累积之后，就可能发挥积沙成塔的作用。不过，比较令人困扰的问题是：要有百分之多少的人去投票、拒卖强力胶，一个社会才可能维系不坠？

再悼古战场

我很喜欢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三不五时会在心里默背一次。记得有一次酒后，还和朋友打赌，能一口气背完，不漏一字。当然，附庸风雅的皮毛，比不上三十五年陈年威士忌的威力。

可是，虽然我喜欢《兰亭集序》，对于其中的一句话，却始终觉得有点困惑。在全文倒数第二段，书圣王羲之提到：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虽然这一段文字的大意，还算清楚，可是，我一直不能释然，到底“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的意义是什么？王羲之的心境以及所希望表达的情怀，又是什么？

我隐隐约约感觉得到，那是一种因为时过境迁，而在心情上引发的变化。可是，究竟如何，我却觉得很模糊。不过，年岁渐长，却在不经意之间，偶有联想……1999年 5月到翌年 4月，我应台湾《联合报》副刊之邀，撰写专栏，隔周见报。有一次，写了篇名为“吊古战场”的文章。篇名，是借用《古文观止》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场景，是我在研究室里，整理墙上的圣诞节、教师节和新年的贺卡时，引发的联想；内容，则是论证“时间”这个因子，在生活里的意义。我提到，时间对人的影响，主要是在于人对“因果关系”的体会。

年龄渐长，有比较多的机会观察到人事的兴衰递嬗。一方面更能体会到是非善恶的相对性，知道黑和白不一定是那么的截然划分；另一方面，也会亲身经历或亲眼看到人事变化上比较完整的过程，只知道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不一定有恶报。

文章刊出之后，意外接到一位读者的电话。他提到自己和我一样，已届知天命，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时间”这个因子的意义。据他说，文章对他造成很大的震撼。他开了一家出版社，希望将来有机会出版我的作品。

2000年 8月起，我到英国牛津大学访问研究一年。在那一段时间里，由耳闻目见（甚至于在呼吸里），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英国社会中的“历史感”（sense of history）。历史，是由漫长的时间所累积凝结而成，如果历史很重要，雕塑历史的时间当然就有特别的意义。有一次参观大学的博物馆，在某个陈列室里，就看到以“时间”为主题的特展。

次年 8月，离开牛津，回到台北都会区里目不暇给、熙来攘往的生活步调，只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俗务绕身，不容易静下心来想些深刻的问题。有一天，应邀为一本将出版的书写“导读”，我在斗大的研究室来回踱步，希望能琢磨出一些灵感。

当我在书柜里的书籍间浏览时，眼光突然落在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的名字上。海氏，曾是纽约新社会科学院的台柱，博览群籍，学问贯穿古今，他的巨作《资本主义的性质和逻辑》（The Nature and Logic of Capitalism）和《俗世哲人》（The Worldly Philosophers）等，都被译成多国文字，影响深远。

看到海尔布伦纳，我脑中灵光一闪，不但想到导读论述的主轴，也对“时间”这个因素，有了新的体会……在多本著作里，海氏都提到他的历史观。人类历史可以约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以“传统”（Tradition）为主要支配力量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里，人类以游牧或农业为主。春夏秋冬，反复出现，人们认为，未来会和过去一样。因此，人们似乎在酣睡中度过时光（sleep walks through history）。第二个阶段，是以皇权和神权主导的“统御”

（Command）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们臣属于某种指挥体系，他们试着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对未来也没有太多的遐想。

18世纪出现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蒸汽机和汽船等发明，带来了生产上的量产和蓬勃的经济活动。人类社会从此进入“市场”（Market）的阶段，而随着市场的蔓延和扩大，人们期望未来会和过去不一样。而且，未来会更好！

就“时间”这个因素而言，在传统社会里，同样的现象不断地重复和因循。在统御社会里，时间的意义很模糊。

封建体系的崩毁，可能会改变从属的关系。不过，那只不过是重新洗牌而已，牌戏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一旦进入以市场为主导力量的阶段，即使对一般社会大众，时间的内涵都慢慢变得充实丰硕。一方面，人们期望将来会比过去好，因此是带着引领企盼的心情，迎向未来。另一方面，人们意识到自己在时空脉流中的地位，因此更是以饶富兴味的心情，希望能扩充本身的经验。也就是，人们希望能归纳出人类经验里跨越时空、最深沉的交集，然后再以这种结晶为依据，去面对更多彩多姿的未来。

对个人来说，这表示每个人都可以挣脱个人经验的局限，试着去体验其他的人在其他时空里的体会以及所累积的智慧。因此，如果带着这些智慧的结晶，而以期盼的心迎向未来，或许就可以挣脱“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的心境，也不需要有“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的踌躇和犹豫。

王羲之，生于公元 321年，卒于公元 379年。他的岁月，离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还有 1400年左右。如果他活在今天，不知道笔下的“新兰亭集序”会是什么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