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印记：晚清《良方集腋》的传承与影响

医书刊刻是清代常见的慈善形式，在劝善思想的影响下，大多将受众设定为穷乡僻壤的民众，好善者期望通过医书的编撰、刊刻或传播，实现济世利民的目的，清代苏州著名慈善家兼医者谢元庆正是出于这一目的，编纂了《良方集腋》一书。在慈善的推动下，苏州地方的医学知识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为缺医少药的民众带去了简便易行的医学知识以自救，同时也促进了区域间医学知识的交流。

谢元庆与《良方集腋》问世

谢元庆编纂的《良方集腋》来源有三：前代医书记载、谢元庆经验积累、亲友收藏。以谢元庆行医多年积累的医方为主，从其针对的病症、行文、药名等方面，还是能看出极强的苏州地方特色。如咳嗽吐血在当时的苏州患者渐多，乾隆间苏州名医徐大椿感叹：“五十年前，吐血者绝少，今则年多一年。”因此《良方集腋·血证门》的12首医方中，最多的是关于治疗咯血、吐血的医方，共7首。该书自1842年刊刻后，在好善人士的推动下被多次印刷、翻刻，从苏州传播至北京、浙江等地，极大地促进了苏州地方医学知识的对外传播。

《良方集腋》的版本传播

《良方集腋》留存至今的清代刻本大致有15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版本是道光壬寅本、道光戊申本、光绪己卯本，其他版本多是这三者的重印或翻刻本。这三个版本的产生过程也是《良方集腋》从苏州至北京，再至浙江的传播与影响力逐渐扩大的过程。

《良方集腋》成书的翌年就在苏州刊刻，分为上下两卷。该书除谢元庆编纂、出资刊刻外，还得到他身边亲友的帮助。

1848年，潘曾沂的亲戚汪曜奎携带《良方集腋》前往京师，京师亲友见到此书后，“无不爱慕，借抄日众”。于是，在姻亲长辈潘世恩与卓秉恬、陈官俊的敦劝下，汪曜奎在北京重刊了《良方集腋》，三人分别作序相赠。《良方集腋》在京师刊刻，三位高官作序，进一步提升了该书的知名度，四方好善人士开始在各地翻刻。

随着《良方集腋》知名度的提高，在他地的刊刻也开始。1867年，汪曜奎命儿子汪肇敏在北京印刷《良方集腋》百部，分送亲友。直到光绪初年，汪肇敏谋划完成父志。浙江候补知府彭慰高作序，嘉兴知府许瑶光题写书名，并得到了同僚们的解囊相助。

《良方集腋》从道光二十二年初刊，到光绪二十六年翻刻，其新版本都是在传播医方以济人的慈善目的推动下产生的，参与者从苏州好善人士谢元庆、汪曜奎，逐渐增加至浙江地方官员、民间士绅、商人等。《良方集腋》刊本流行的同时，也以抄本形式存在，如汪曜奎携此书进京时，就有众多亲友借抄，这些都推动了医学知识的跨地域传播与交流。

《良方集腋》流行程度与影响

《良方集腋》在江南的流行可以从《良方集腋》的商业性出版与入选《清史稿·艺文志》两方面得到印证。

苏州扫叶山房是创立自明末的著名书坊，它在出版留存至今的道咸间书籍有14种，一半以上为科举应试读物，医籍则只有《痘疹金镜录》与《良方集腋》两种。苏州作为明清重要的书籍刊刻地区，坊刻医书非常受市场欢迎。在医书上打苏州的招牌成为当时书坊刻医书（尤其是清代书坊刻医书）的一种时尚。一些原作者并非吴医，原书刊刻也不在苏州的医书，也会刻上“姑苏原本”“姑苏原板”的字样。《良方集腋》的商业性出版，受到市场需求的影响。同时，清代两大书籍交流区域，在南是以苏州为中心，包括扬州、杭州在内的江浙地区，在北方是以琉璃厂为中心的京城。

《清史稿》的《艺文志》纰漏颇多，但将其医家类中方书的选择偏向与纂修者背景来看，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良方集腋》在江南地区的流行。《艺文志》26部方书共计21名作者，江浙地方人士占14人，其余则分别来自安徽、山东、福建等省。江苏医者全部来自苏州，共计7人。谢元庆所编《良方集腋》在江浙地区可能较为流行，知名度较广，因此才得以入选。

首先，《良方集腋》的刊刻为当时医疗资源匮乏的民众提供实用且易行的医学知识，尤其适用于江南地区。在清代中期，地方医政已经衰落，几乎无法为民众提供医疗救助。民间医疗资源的分布也极不平均，正如汪曜奎所言：“通都大邑，易致名医，僻壤穷乡，难求善剂。”更何况其中还充斥着庸医、假药等问题，使民众难以获得良好的医疗救助。《良方集腋》医方来源于谢元庆的在苏州行医经验与积累的民间验方，实用性极强。《良方集腋》对民众常见的疾病，多用简易便行的治疗方案。据统计，有近60%的医方用药在4味以下，其中仅用一味者占38%以上，且很多系常见草木、五谷、瓜果、蔬菜、虫鱼等，取材方便，费用也不贵。

其次，《良方集腋》的刊刻与流传推动了苏州地方医学知识的对外传播与跨区域间的医学知识交流。《良方集腋》是谢元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在苏州地方民间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文本，谢元庆家族数代秘传“谢善人家巴膏”也在其中披露。同时，谢元庆向亲友广泛征求，是对当时吴中存在验方的一次收集与传播。负责整理这些医方的王庆霄，“复以家藏秘笈补其未备”，认为书名虽取“集腋成裘”之意，但称得上是“撮粹撷华”。《良方集腋》先后在苏州、北京、浙江桐乡刊刻，无疑是促进着苏州地方的医学知识与经验向外传播，促进了当地的医学发展。

在印刷、翻刻的过程中，《良方集腋》也被增补新的内容，特别是汪曜奎在道光壬寅本的基础上，又将自己多年收集的医方附刊在书末，使其从初刊时的医方435首，至光绪己卯本时已增加至630余首。同时，苏州以外的医方输入进苏州，推动了《良方合璧》的诞生。

最后，《良方集腋》也是一部“劝善方书”，向民众宣扬施医舍药、传方积德的思想。书中药品繁多、工艺复杂的丹药后也附劝善文字。《良方集腋》在传播过程中，四方好善者也驰寄医方给谢元庆，促成了《良方合璧》的成书。冯桂芬对此感叹，刻善书不如刻医学方书，善书虽是善举，但有束之高阁的弊端，而“方书必有求之者，求之斯试之，数试而一效，是一帙活一人也，设千帙，不遂活千人乎？吾闻之，活千人者有封子孙，功莫大焉。”

医书刊刻是慈善形式的一种创新，像谢元庆这样的专业医者，以文本传播的方式实现“授人以渔”，扩大了医疗慈善的范围。在医书刊刻、流传的过程中，也带动了医学知识跨区域间的传播与交流，对地方医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良方集腋》的刊刻与流传过程体现了清代慈善与医学互动间的彼此促进，相互推动，呈现出慈善与医学之间的良好互动。

（作者：洪 怡；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