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大云寺三次出土佛宝始末

泾川县佛教文化遗存众多，因其境内在1964年、1969年、2013年三次出土佛舍利，在宗教界、史学界和考古界引起极大关注。尤其1964年出土的佛祖骨舍利及其金棺、银椁、铜匣、石函、琉璃瓶五重套函，被郭沫若先生鉴定为国宝级文物，是佛舍利葬制中国化的开先河之举，在佛教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1964年第一次出土金银棺佛舍利

那是1964年农历十月下旬的一天，深秋的泾河川天高气爽，风清云淡。

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庄生产队的社员们正在村庄附近的河川地里如火如荼地平整土地。老辈人都说，这地方过去叫官背后，东面是古泾州城州署和隍庙遗址，西南面叫营里，东南面叫仓里。早年这儿有一座寺庙，后来寺庙坍塌了，地中间只剩下一堆断垣残壁和瓦砾砖石。

这天，青年社员乔碎成在铲除这些瓦砾时，由于用力过猛，铁锨竟然戳开了一个洞口。洞里黑乎乎的，像是一座墓室，趴在洞口仔细瞅时，里面似乎还有东西，他便喊了起来：“哎呀，我挖出古墓了！”正在犁地的生产队长乔万福忙放下犁杖，赶过来一看，也断定是座古墓。正在附近干活的其他村民闻声也都围了过来。大家七手八脚把洞口挖得大了一点儿，出现一个石头门框，上面刻着花儿，朝里面细细瞅了好大一阵，像是有一个石斗样东西，大小就跟装粮食的木斗差不多。乔碎成守在洞口，探头试了试，不敢下去。比乔碎成略大几岁的乔兆福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壮汉子，见没人敢下去，便说：“怕啥哩，我下去看看。”说着，就钻了进去。洞内冷如冰窖，借着洞口的亮光，看见洞壁上绘着图画，那只石斗在正中间放置着，能挪动，但抱不起来。他把石斗挪到洞口，喊道：“宝物出来了，帮一把！”围观的乔正云忙爬进洞口，两人一前一后把石斗抬了出来。

太阳光下，人们这才看清，原来不是什么石斗，而是一个石函。石函上刻有花纹和铭文，揭开函盖，里面竟有一口鎏金铜匣，铜匣下面还压着一枚鎏金铜钥匙。

“匣子里一定有珍宝，不能乱动。”生产队长乔万福说完，抱起石函，和社员们一起回到村里，把石函放在队部，当即派人去向县文化馆汇报。

县文化馆馆长张怀玉一听说水泉寺又有新发现，便立即派馆里的文博专干张映文赶赴现场进行清理。张映文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文博工作，对泾川已发现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过全面考察，是泾川的“历史通”。他先赶到水泉寺大队石函出土地点，叮咛社员保护好发掘现场，接着，直奔贾家庄生产队队部。当他揭开社员们正在围观的大理石石函的函盖时，一下惊呆了。他赶紧重新盖好石函，盯着函盖上的十六字铭文半晌才说：“这是唐代大云寺地宫的佛宝，里面有14颗佛祖舍利呢！”社员们听了，也都惊得目瞪口呆，纷纷要求打开石函再看看。张映文忙劝阻说：“这是国宝，这会儿还不能乱动，等清理完地宫再说。”

张映文留下几个社员看守石函，又回到大云寺地宫发现现场。张映文领着一帮社员小心翼翼地挖开土层，地宫便完全露了出来。整座建筑为砖石混筑，大致呈长方形，坐北面南，居中开一小门。门前是一条宽1.5米、长约2米的甬道，甬道两侧的壁面上残存着斑驳的彩绘，已剥蚀殆尽。在门楣、门框内外两侧的石面上，均有线刻的图案，内容为华丽的香炉，婀娜的飞天，威武的天王和强壮的力士。已经取出来的石函，原来就放置在砖室中央。

搞清楚了地宫状况，他们这才重又回到生产队队部，开始对石函进行仔细清理。石函由质地坚硬的灰色大理石制成，方形覆斗顶，顶上正中刻一方框，框内刻着：“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阳文隶书，书法遒劲有力。周围镌刻着缠枝西番莲，整齐规律，刻工精细。函身四周刻有铭文，铭末有建塔官员和僧众的姓名，纪年为“延载元年”(公元694年)。

张映文小心翼翼地拿起鎏金铜钥匙，一层一层轻轻开启。首先打开的是鎏金铜匣。鎏金铜匣样子很像石函，匣呈方形，匣盖作覆斗式，通体鎏金，錾刻忍冬花纹。铜匣一侧挂着一个鎏金铜锁，并附有鎏金铜钥。用钥匙打开铜匣后，里边是一口银椁。银椁通体錾刻着缠枝忍冬，两侧各安两圆环，底座呈长方形，四面有勾栏平座一周，空间镶有菱形花纹，花纹布局严谨，生动自然。然后再打开银椁，其内是一口金棺，棺形与银椁完全相同，装饰的精巧华丽，却远胜于银椁。棺盖和棺身通体用金片、珍珠与绿松石镶嵌成一朵盛开的莲花，周围又饰以金片组成的6朵小莲花，莲蒂、莲花和莲叶都相互对称，可谓极尽华美。金棺内是一枚琉璃瓶，瓶身通体白色透明，长颈圆腹，内装白色晶体佛祖骨舍利14粒。舍利形如米粒，质似珍珠。

看到这一切，在场的人们都惊喜不已。在张映文指导下，又返回地宫发掘现场，用筛子把挖出的土细细筛了一遍，并核对石函铭文中的记述，使出土宝物一件不缺，这才由乔碎成拉着架子车，将地宫出土珍宝送往县文化馆。

“水泉寺出土了佛祖舍利！”这消息像一阵风，很快传遍了泾川的山川塬峁。川里、塬上的社员们扶老携幼，纷纷赶来瞻仰朝拜。县文化馆将出土珍宝陈列在后院东面的文物室里，供人们参观瞻仰。文化馆门前简直像过节一样，整整热闹了半个多月。

省博物馆接到泾川出土了佛祖舍利和金银棺的报告，立即派了考古队副队长张学正和董玉祥前来认定。不久省上来文通知，将佛祖舍利和金银椁上调省博物馆进行珍藏保护。

大云寺佛骨舍利和金银棺的发现，成为我国佛教考古界的一件盛事，也被作为当年我国考古重大事件之一，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一书。我国著名佛教考古学者辛革在其专著《塔中的秘密-佛宝》一书中将泾川大云寺列为第一个，并指出：大云寺地宫在塔基地宫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首将中原传统的棺椁之制纳入佛教，开创了用棺椁瘗埋舍利的先河，在学术上具有断代的意义。

1971年9月19日，79岁高龄的现代文坛泰斗、考古学顶级大师郭沫若陪同柬埔寨王国首相宾努亲王来兰州访问。在省博物馆参观时，对泾川大云寺的稀世之宝给予了至高评价。他仔细地一一品评和鉴定了鎏金铜匣、银椁、金棺和佛舍利等文物，问道：“大云寺地宫发掘中，还有别的发现吗？”陪同参观的同志介绍说：“还有一只盛放金银棺椁的石函，石函上有唐代的铭文和题记。”郭老听完，又将金银棺椁仔细看了一遍，肯定地说：“舍利石函，贵在石函。”后来，石函也被送到省博物馆。这为今天学者们研究和揭开大云寺这批佛宝保存了极其珍贵的文字资料。

然而，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大云寺的这一惊世发现却只能再一次保持静默而为外界所不知。尽管如此，泾川大云寺出土的这批国宝还曾和武威雷台铜奔马一起，参加了1971年在北京举办的“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曾多次飘洋过海，赴日本、新加坡、法国、英国、美国和瑞士等国展出。近年来，这批文物代表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多次在中华世纪坛及世界各地巡回展出。

对照石函铭文和《隋国立佛舍利塔诏》 我们得知, 隋代仁寿元年(601), 隋文帝下诏在包括泾州(即今泾川)在内的全国30个州建塔供奉佛祖舍利。不久，佛塔建成，其中有 14枚舍利被高僧送往泾州, 供养在泾川大兴国寺佛塔地宫。隋末唐初，大兴国寺毁于战乱。直到 公元690年, 武则天登基称帝，敕令诸州兴建大云寺, 珍藏 《大云经》， 泾州大云寺开始在隋代大兴国寺原址兴建,并把原隋代塔基下的石函和舍利取出,请了当时制作金银器工艺水平最高的工匠, 选择当时最珍贵的珠宝玉石, 做成鎏金铜匣和金棺银椁, 并用琉璃瓶盛装14粒舍利再配以石函,于公元694年重新瘗葬放入地宫,建塔供奉。如今，这次出土的14枚佛祖真身舍利中的4枚已于2015年8月28日，从甘肃省博物馆迎请回泾川故地，珍藏在大云寺舍利塔的地宫之中，供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回味泾川历史，感受佛教文化的神奇与魅力。

1969年第二次出土佛宝

1969年冬天，在为刚刚通车的泾河大桥北端铺设引桥土坡时，施工人员在水泉寺大队五队的耕地内，又发掘了一个石函。该石函盖刻“比丘慧明造舍利石函”字样，为青砂岩质，长方体，长67.5厘米，盝顶式盖，子母扣合。函体正面阴刻楷书铭文104字，落款为“大周天和二年岁次丁亥八月庚子五月廿三日壬戌”背面浅浮雕两供养人像及双狮图案。

石函内有大铜匣，大铜匣内盛小鎏金铜匣，小鎏金铜匣内置琉璃瓶，琉璃瓶内装数十粒舍利。同时出土的文物还有玉带环2件、玉发钗1件、琉璃杯1件、鎏金开元通宝15枚、法器剑3件、银环状不明用途物2件、铜环状不明用途物2件、金钗1件、银钗12件、银簋2件，据石函铭文介绍，北周天和二年(567)，泾州宝宁寺和尚慧明为佛祖造像时，示意要将佛像与佛舍利一起供养，以期实现“合国黎庶俱登正觉”的宏愿。但是，在这次出土的文物中，只有舍利套函而未见佛像。令人欣喜的是，2005年3月19日，泾川县在修建苗木繁育基地喷灌设施时，于出土“比丘慧明造舍利石函”原址，再次出土了高1.8米的立式石雕佛像一尊，时代为北周早期。这尊佛像的出土，圆满的印证了铭文所载，也将古泾川的舍利供养史提前到了北周早期。

这是泾川县第二次出土佛舍利，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泾川历史上最早供养的舍利，然而遗憾的是，这次出土的多件文物虽然后来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于平凉市博物馆，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次重大发现却并未向外界公布，因此，世人也就所知甚少了。

2013年，大云寺第三次出土佛宝

2012年12月31日，在泾川县大云寺景区东侧，施工人员在修建道路时，发现了两处窖藏佛像坑，就在考古人员对这批窖藏佛像开展清理工作进行到第九天的时候，也就是2013年1月9日，在窖藏佛像旁边8米处又发现了一处宋代龙兴寺地宫，该地宫四面砖封, 东西长约1.95米, 南北宽约0.85米, 内置陶棺一具, 头西尾东,呈深灰色, 长45.5厘米, 前宽24.5厘米, 后宽18厘米, 前高42厘米, 后高36厘米, 内有木质漆盒2个, 含舍利瓶6只。

后来，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清理, 从已经破损的漆盒和舍利瓶中,共清理出多枚佛骨、20多颗七彩石、散落在陶棺内的舍利1700多粒,以及国内罕见的金丝线标本和丝织物遗存 (因技术原因, 两个漆盒未完全打开, 内有多少舍利仍不得而知)。在陶棺的尾部, 立正方形铭文砖一方, 边长33厘米, 厚5厘米, 共425字, 阴文, 字迹清晰可辨。铭文记曰:“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 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 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华经僧云江、 智明, 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 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专家张勇剑判断, 全部舍利的数量, 可能和砖铭中记载的 “二千余粒” 高度吻合。

经考证我们得知，原来铭文砖所载的智明和云江是两位在曼殊院学习法华经的僧人,这二人因同受佛恩关系自然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然而，这二人却并非普通的僧人，自觉深受佛陀的恩泽无以回报,就整天思考如何才能弘扬佛陀的大智慧,让众生都沐浴佛光呢？经过认真思考啊，这二人于是大发宏愿,要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佛舍利都收集在泾州集中进行供养。于是他们花费30年左右的时间,历经千幸万苦,收集到了两千余粒佛舍利并佛牙、佛骨。有一天,这些收集的舍利在乘装的宝瓶中像珠玉一样飞转,佛牙、佛骨像流星一样大放异彩、光芒耀眼。云江和智明于是悟出只有将佛舍利妥善安奉才能长存人间、历劫不坏。然而，就在他们计划瘗埋时,云江却因长期劳累,突然圆寂,智明自然是悲伤至极,便将瘗埋佛舍利的事情暂时搁置了下来，直到公元1013年农历五月十二日凌晨3至5点,智明邀请了当时泾州僧正,也就是泾州最高佛教领袖以及得到皇帝赐紫的高僧等人,趁夜深人静对这些佛舍利才进行了秘密的安奉供养,从而使这些舍利历经千年而完好无缺。

2013年的这次舍利出土，便是泾川县第三次出土佛舍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出土时间距瘗埋此舍利的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 013年)，相隔了整整一千年，正印了民间佛舍利“千年一现”“隐于乱世，现于盛世”的传说。

2013年甘肃省文物局发布的情况通报认为，这次发现并清理的佛教遗存及出土文物，对研究该区域佛教寺院的历史沿革及相关情况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出古代泾州乃至整个陇东地区佛教艺术发展的序列，是古代泾州佛教兴盛和在丝绸之路上重要交通地理位置的见证。出土的佛教造像中隋唐两代较多，说明了该地区隋唐两代佛教极为兴盛，这与历史上隋文帝在泾州敕建舍利塔及唐建大云寺相符合。 属于甘肃乃至西北地区有关佛教考古的重要发现。 国内考古、 宗教等学术界也倍加珍视。 文化部原副部长、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兰州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主任杜斗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杨曾文、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龚鹏程等数十位学术界资深专家来泾川,实地考察龙兴寺遗址和出土文物,一致认为是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他们认为,这批出土文物涵盖了北魏、 西魏、 北周、 隋、 唐、 宋等各个时期, 时间跨度长达600多年, 造像形式多样, 题材丰富,多数表面有贴金或彩绘,造型精美,生动传神,既有强烈的时代共性,又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为研究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沿革及相关情况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见证,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学术价值。结合古代泾州地缘地位和民族融合、文化演化等因素,可以证明,泾川是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之后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和多元文化的交汇地,在佛教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也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找到了一个重要坐标。这次出土的佛教造像,从形成时间看,与陕西、北京、山东等地出土的佛教造像相互衔接,从种类、造型、风格等方面看,与巴基斯坦的佛教造像相似。 从出土的砖刻铭文和陶棺舍利看,是继1964年在唐代大云寺地宫出土五重套函及14枚佛舍利,1969年在北周宝宁寺遗址出土佛舍利之后,在同一区域第三次出土舍利,在佛教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次考古发现的佛教遗存和出土文物,国内罕见,具有十分珍贵的学术研究和开发利用价值。

2013年农历5月12日,借助“千年一现”这一千古奇缘, 泾川大云寺联合省内外各大寺院、高僧大德及远近信众数万人,举行了“佛舍利千年一现,大云寺盛世重光”，佛舍利安奉仪式,将此次出土的两千余粒众佛舍利安奉到大云寺的地宫之中，供信徒瞻仰，使一千年前的佛界圣物再次重显盛世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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