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父子情深：回忆与感悟

我从未见过父亲大白天躺在床上，或无所事事地闲坐着，他总是在画室里忙，似乎永不疲倦。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如果哪天画得不满意，他就会在吃饭的时候说：“唉！今天对不起这碗饭啊！”

母亲说父亲是一个“上马能杀敌，下马能作赋”的人，无时无刻不在做事，从不给自己任何借口。

和许多画家相比，父亲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给后人留下了几千张画、几百万字的文章、几千方印。

尽管父亲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但要有所成就，孜孜不倦地辛苦耕耘却是不可或缺的。

父亲是真正的大情大性之人，这和许多大艺术家都有共同之处。

他博大的胸怀、淋漓尽致的艺术气魄、为人的义气以及无酒不欢的脾气，与他豪爽、直率的性格完全一致，但他内心世界的深沉却令他喜怒不形于色。

我从未见过父亲乐不可支或捶胸顿足地失态，即使喝了酒也是一样。

如果有什么令他十分开心的事，也只是私下和我的母亲说。

有时我听到父母的笑声，就赶去一探究竟，但父亲立即不说了，一副“不关你小孩的事，快去做功课”的态度。

当然，父亲的苦恼也很多，社会关系、政治运动、文艺思想、创作、家庭经济、子女学业、健康……凡此种种，无一不影响着父亲的心境。

父亲从不议论或埋怨什么，但有时看见他一个人站在窗前沉思，眉宇间的隐忧却是显而易见。

父亲内心的那种隐而不发的力量是巨大的，这在他的画里处处可以感受到。

我见过父亲画风中飘逸的柳条，他紧抿着嘴，几乎是闭着气，用手在纸上轻轻地摩挲着，双眼极其有神地专注盯着。然后突然下笔，速度极快，有一种惊人的爆发力。

而在这高速的线条运行中，粗、细、刚、柔、起、止、停、顿，无一不在掌握之中。

画人物的脸部，虽然精细，速度也是极快的，在短短的一根细线里，倾注了无比多的心力。

画泼墨的大山大水，更是集全身之力，振臂挥洒。下笔速度之快，大有迅雷不及掩耳、横扫千军之势。

父亲非常勤奋，要求自己甚严，非常反感“浪费时间”，对毫无意义的拜访和闲聊更是冷淡至极，比如逢年过节时的应酬，他就避之则吉。

尤其是“拜年”，父亲是最怕的了。

母亲顾虑会得罪领导，劝他“还是去一趟”，但父亲坚决不为所动。

母亲拿他没办法，只得和大哥小石商量。

大哥倒劝母亲不必担心，说父亲之所以“敢”不去，自有他的道理，不会有事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母亲担心的那些人就陆续而至，母亲这才释怀。

父亲对那些追随他的学生倒是肯花时间，长篇大论地说着画的事，古往今来无所不谈，兴之所至还要留吃饭。

对那些拿着画登门求教的年轻人，父亲也会耐心地一张一张地看他们的画。

我小时候曾见过不少求学者的来信，有想学画不得其门而入的，有情深意切地诉说对父亲如何仰慕的，有因生活窘迫想找工作的，还有措辞激烈、立下“军令状”、要抛弃一切为艺术献身、坚决跟随父亲的“血书”，令人震惊。

母亲说他们都是一些“苦难青年”，境遇坎坷，可感可叹。

父亲也尽可能地设法为他们安排工作，多数都是在当地的文化馆。

1960年，父亲任江苏画院院长后，经常要去画院开会，处理院务。

曾经发生过一件趣事，当时江苏画院设在南京的旧总统府内，颇具气派。

父亲常在那里出入，不知怎么就被在门口摆摊子的小贩注意到了。

有一天傍晚，父亲路过画院门口，突然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对着父亲深深一鞠躬，说：“请求傅院长允许我在这里卖花生米！”

莫名其妙的父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看那人一脸沧桑地在冷风里站着，应该是做小生意的穷苦人，不像开玩笑，大概是找错了人，只好安慰他说：“你卖吧，你卖吧！”还特地买了他的一包花生米。

事后父亲百思不得其解，和人说起，才知道原来那人把“国画院”当成“国务院”了，还打听到父亲是“院长”，想卖花生米找到父亲应该是没错的了！

此事让我们笑了很久，但从没有人告诉那人真相，他也就一直平安快乐地在“国务院”的庇护下卖着他的花生米，每次见到父亲都要感激地叫一声“傅院长”！

父亲名气大了以后，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很多。

时不时地在大门口就会出现一个陌生人，手里拎着礼物，说是经某某介绍特地来拜访的；

又或者出现一个穿军装的，气度不凡，一脸严肃，还带着警卫员，自报家门是“某某将军”，要见傅抱石。

母亲不知是何方神圣，当然不敢得罪，只好赔着小心上楼去请父亲。

父亲当然是极不情愿放下画笔，我就无数次听见父母为此起争执。

等到客人离去，母亲又督促着父亲送客人到大门口。

但是等到对方一鞠躬刚直起身，准备说“再见”时，父亲已不见了踪影，弄得母亲哭笑不得，直说：“还是把人给得罪了！”

父亲有一方非常著名的白底朱文闲章，刻着“往往醉后”四个字，通常会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颇有些自嘲的意味！

但父亲确实是爱喝酒的，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艺术界人士所共知的。

酒对于父亲有很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绘画艺术里，酒更是起着微妙的作用。

比方说，父亲构思画作时总是有一杯酒在手，以畅思路；在画的过程中，也要有一杯酒来振奋情绪；

画得顺手时，则要喝一杯一鼓士气；不顺手时，更要喝一杯来排忧；如大功告成，兴奋之下那就更要痛饮几杯了！

平日里和朋友高谈阔论时，手持一杯酒那是常事，就是晚上灯下读书也常有一杯酒相伴。

总之，在父亲的生活中，酒是无处不在的。

记得我10岁那年，在一个大雪之夜，家里有客来而酒却不够了，母亲正发愁，我就自告奋勇要去买。

谁知雪深路滑，寸步难行，我不断跌倒又爬起来，但双手紧抱着的“金奖白兰地”却没摔碎。

母亲见我浑身是雪，叹了一口气说：“快拿给爸爸吧！”

父亲也深知这种癖好是个隐患，称之为“病”，自嘲：

“二十年来，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杯，右手才能落笔。”

不过他又细数唐伯虎、陈老莲、高凤翰等大师皆有此癖。

更令人无奈的是他似乎不以“早逝”为虑，因为唐寅、徐悲鸿皆早逝。

总之，父亲对喝酒虽然有些无奈、自嘲，也不太理直气壮，但“喝酒有理”的心态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戒酒”这件事常常被母亲颇为严肃地提起，父亲也态度很好地听着，似乎“若有所悟”，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其实从未真正打算戒酒。

也是因为这个，父亲是死在酒上的。

1965年9月，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落成，父亲为此画了一张大画，东道主派了一架飞机来接他去参加典礼。

父亲爱喝酒的名声远播，各方人士热情有加，他从下飞机就没停过喝酒，都是高度数的白酒，几天下来喝的酒已经远远超过他能承受的量。

听母亲说，父亲回来后心情很好，但很疲倦，脸色也差。

午饭后就如常去睡午觉，并叮嘱母亲到点一定要叫醒他，因为下午要去省人大委员会开会，不可误事。

谁知此时正好有朋友来访，母亲聊天忘了时间，等到她匆忙赶上楼时，父亲已经呼吸急促、脸色发紫、嘴唇发乌，差不多已陷入昏迷。

母亲慌了手脚，冲下楼去打电话，突然听到父亲大叫了一声，震耳欲聋，然后就彻底地静了下来……

父亲就这样走了，事先没有人料到，当然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临终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