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纸币政策史全解析

续前篇～～

（四）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创办于1933年，最初称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3月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1933年4月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豫鄂皖三省剿总司令布告》中，宣称该行流通券“十足准备，随时兑现”。但该行成立目的即是作为蒋介石的筹款机构，其钞票发行也是作为发放军饷的来源，依靠军队强行使用，因此实际上不可能有充足的准备，更无法兑现,在法币改革以前也从未公布过发行准备的内容。

据统计，法币改革前中中交农四行的发行数额占各年度发行总额的比例都在65%以上，中交两行的发行额始终在中央银行之上，中国农民银行的发行额相比而言则差了很多。这一现状是法币改革时宣布以中中交三行发行纸币为法币的基础。

由上述统计比较可以发现，在政府的纸币发行业务中，中国、交通银行占有绝对优势，这也是法币改革时由中中交三行共担法币发行的原因，再者政府银行的纸币发行额在所有纸币发行中占有主导优势，这是发行权趋于集中的前提所在。

据耿爱德研究，“上海各银行发行纸币状况，实极健全完善，大都有充足之准备金”。尤其是中国、中央、交通三家银行通过各自的努力，使它们所发行的纸币赢得了全国各地商民的信任，为在全国推行纸币打下了基础。1934年11月起，受银价上涨的刺激，民众藏现心理复萌，内地需用现洋突增，中国银行当局见此情形，决定对内地分支行来电请求装运现银元者，一律应允，予以充分供应。1934年11月1日起，至12月25日止，由上海装入内地现洋计5700余万元。

但上海全体华商银行库存，并未见大减。10月底，上海华商银行钱庄库存银元24708万元，现银2068万两。所减之数，银元只400余万元，现银只500余万两。原因在于中、中、交三银行之纸币发行，有增无减，同时尚有造币熔银所铸之银元。1934年中、中、交三行发行共增5548万元，仅中国银行一家即增加发行20986468.04元。上海中国银行为民众之需要，增加一元券发行，减少现银元需求。一时库存一元券供不应求，不得不以已印就北京地名之一元券，改印上海地名，供应市面。由此可见在白银压力之下，民众对于中国银行纸币信心，丝毫未减，而1934年中国能度过白银外流所引发的危机，不得不谓有赖民众对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纸币的信任。这与三行注重充实发行准备，并予以公开的努力密不可分。

二、商业银行的纸币发行概况

发行兑换券本为中央银行特权，但在1928年以前，因中央银行制度尚未确立，因此商业银行亦得发行兑换券。1921年以前成立的地方银行和普通商业银行都享有兑换券发行权，以致每一银行成立，新兑换券随之出现。1921年以后成立的新银行拥有发行兑换券之权的绝少。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拥有发行权的商业银行，全部是原有发行权的延续。

（一）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该行成立时，获得清政府户部批准，发行银元和银两两种钞票。中国通商银行在获准纸币发行权后，对发行准备作了如下规定：“本银行可出钞票，见票即付来人通用之银或金（为当地出票之合例通宝）。其行用钞票总数，不拘何时，不得逾收足股本十成中之九成。本银行每处发行钞票，须按钞票行用之数，各行常时留备通用现银或现金三分之一。”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通商银行的钞票是分区发行，发行准备中的现金比例为三分之一，现金准备的形式为银或金，发行额不超过实收股本额的十分之九。

中国通商银行虽然将纸币发行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但其发行准备政策有失严密。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鉴于北方的钞票挤兑风潮，通令各行将发行额数及准备实况呈报。从财政部对于该行呈报内容的批复来看，该行“所报发行总额仅举约数，而准备金项下又不将细数详列，殊属不合”，因此要求该行将最近发行数额暨准备金实况再行分别列表详报。但这一状况并未因财政部的调查而有改进，直至1933年，该行各分支行处理发行准备的办法还未能一致，各行自行其是，完全独立，以致该行总管理处每期汇总的发行额与准备额，难以尽合。财政部派员查核后，认为不符合发行原则，必须严格纠正，要求平时对于发行准备两额亦须对照相符，凡非即期票据仅可充作保证准备。总管理处为了应付部定法例，提高发行信用，暂定补充办法：

（1）自1933年8月10日起各分支行办事处对于每月十日、廿日两期之实际发行额及自行准备额均应按照每月底电告办法办理，由本处核实汇总，以免对照不符。

（2）兑换券准备比例表自本月十五日起改为按日填报，每月三期电告，之后关于自行准备之现金、保证两种细目如不能填入准备比例表，应按期加编兑换券准备金余额表两份，以一份留底，一份寄处备财部查核，至已发收回之券平时得列作现金，每甸转入库存券可也。

（3)每日进出之库存兑换券允用去若干，即由各行自行设法准备若干，皆须当日转账，如有未能自行准备时应先电询代理总库之沪行商定代备额，并同时约定转账日期，即一方依额代备、一方依额转出库存券。

（4）允各行庄所出期票除即期外均作保证准备论。

1932年8月起，中国通商银行开始公告发行准备情形，每月检查一次。尽管从公告数字来看现金准备都在六成以上，但实际存在发行准备与营业资金相混、移东补西的情况，发行准备并不充足。1934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发行额达到2900多万元，而现金准备加上保证准备不过900多万元，严重不足，1935年夏该行即因发行准备空虚，发生挤兑风潮，应付为难，岌岌不可终日，被迫改组董事会，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各拨款100万元接济，挤兑形势始告缓和。1935年6月3日，财政部派员检查该行发行兑换券数目及准备金实况后，认为发行准备保证准备金内列房地产一项，约占发行准备19%，达到保证准备半数以上，成数过高，殊有未合，要求该行设法减少，另行购置确实可靠之有价证券，以重准备。

待续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