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日伪通化暴乱的起源与影响

凌晨4时

1946年2月3日，旧日本军人勾结国民党特务，在中国东北边城通化发动武装暴乱。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平叛，一夜之间歼灭数千名日本暴徒，令世人震惊。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分子故意混淆视听，制造所谓“中共军通化大虐杀”的谎言，随着更多史料的披露，现在有必要对此事正本清源。

局势混乱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但由于苏军兵力有限，再加上中共武装还在进军途中，许多东北城市仍控制在原伪满汉奸手里，位于东北腹地的通化就是这种情况。通化位于今吉林省东南部,民国时属奉天省(后改为辽宁省)，归东边道管辖。“9·18事变”后，日本扶植起伪满洲国，并在东北全境积极搜刮各类物资。1937年，日本人在通化大栗子沟发现蕴藏丰富的铁矿山，这里又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为便于开发，日本关东军遂指使伪满在此设立通化省公署，通化是首县。为加强城乡管理，1942年伪满又在通化县设立通化市，市县分署治理此地。

到了战争末期，日本人认为通化地处东边道山间盆地，易守难攻，战略资源丰富，便想把这里建设成战略后方基地，将抚顺、本溪的矿山机械搬迁到通化，甚至打算当日本本土危急时，把裕仁天皇也迁到通化来。所以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通化市区人口已达143700人，其中因躲避苏军搜捕而逃入的日伪军政人员骤增,特别是日本关东军挟带伪满皇帝溥仪退守临江大栗子沟时曾集结大量部队，安图垂死挣扎，后因日本天皇裕仁在8月15日发表无条件投降公告，这些日本军人均流落在东边道山区。

在这段权力真空期，原伪满通化省省长杨乃时奉蒋介石的广播命令，在省署召集旧部成立所谓“通化地方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由伪满警察维持当地治安。为了壮大声势，杨乃时还将大批日本散兵游勇改编为“国民党被难军人队”，由原日军大尉中村一夫担任队长。8月21日，两名苏联士兵来到通化女子高等专科学校，要求搜查藏在里面的军火，与日籍校长古庄康光发生冲突，苏联士兵举枪射杀校长。校内其他的日籍老师见势不妙，赶紧向被难军人队求救，中村一夫派遣40名手下前来解围，结果把两名苏联士兵捅死。为避免麻烦，日籍被难队员和学生们偷偷把苏联士兵的尸体埋到深山里。

8月24日，约200人的苏军部队在莫洛多夫上校率领下正式进驻通化，在市内龙泉街设立司令部。紧接着，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部分干部也进入通化，发动解放的“辅导工人”组织捣毁了杨乃时的伪“维持会”，并在短时间里组建起7个连的武装，打出“人民自治军”的旗号。尽管当时通化及其周边地区残余匪伪势力猖獗，但由于我方在通化城内有了立足之地，为我后续部队开到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下旬，受中共东北局东南满分局领导人肖华的指派，刘东元率八路军山东第6师第18团3营(邹大鹏部)及部分地方干部经辽东半岛进入通化，进一步加强了人民政权的实力。在苏军司令部赞同下，中共建立起冀热辽吉军区通化专员公署，并成立“通化各界建国联合会”(建联会)。为稳固人民政权，东北人民自治军辽宁省军区派来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吴溉之为政委的保安部队，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通化支队和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东北人民自卫军还在通化设立了航空总队和炮兵学校。当时，中共辽宁省委及机关部分干部也转移到通化，在当地相应成立了辽宁省通化省分委、通化市县委和市县政府以及地方武装(如县大队)等。

歹念未除

要稳定通化局面，我军除了剿匪，还要有效管理持续涌来的日本侨民。苏军进攻东北前，通化城内的日本人口约有8000名，绝大部分是官吏、在乡军人和商人，开设有清水、大林、大仓等20余家大型株式会社或组合，还有几家医院、学校和妓院等，军队方面主要是以山本部队为代表的三个师团。苏军攻入东北后，当地日本上层人物纷纷翻越长白山逃往朝鲜，大多数日本人则不知所措，有的向当地百姓贩卖军马、枪支、军用品谋生，有的则怀着“复兴复仇”之心，迷信“日本20年后必定复兴”，将武器弹药埋于地下，妄图伺机再起。

由于通化社会秩序好于其他地方，1945年9至10月间，外地的日本军民纷纷逃到通化，导致人口激增，光被人民自治军缴械的日本关东军人员就达6000人之多，被拘押的日伪高官就有前满铁总裁木村卓一、伪满宫内府次长荒井静雄、宫内府近卫处长大泽寅一、伪满参议院参议高桥康顺等300多人。到1945年底，通化日侨达5858户，人口约16000人。他们多聚居在市内，具体为龙泉区1765户(5630人)、东昌区374户(1566人)、中昌区734户(3594人)、启通区275户(927人)、二道江区2011户(4935人)，此外郊区尚有大批日本残军逃避人民政府登记。

当地人说，那时通化城最乱的地方就是西关窑子街和城南“日本窑子铺”(日本妓院)，一些气焰嚣张的日侨动不动袭击维持治安的中苏军人，如原日本宪兵准尉奥永居然在大白天用军刀砍杀苏联士兵，导致中苏军队没收日本人私藏火器，还加紧收缴流散在社会上的日本军刀，所有日侨拥有的电台也被没收，防止他们与外地的日本人组织串联。

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际，日本关东军末任司令山田乙三曾指示:“除铁路干线上的部队(迫不得已)解除武装外，在偏僻山岳地带的部队则尽可能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力量。”这一命令促使退守南满、隐藏于通化附近山区的日军甚多。在通化、临江、蒙江(今靖宇)、抚松一带，以第139师团长富永泰次中将为首的关东军残部仍有3万多人，原盘踞在海龙、四平的日军北支游击队(即富士部队)虽大部被解除武装，但仍有一些人携械逃入通化山区。以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军第125师团残部则潜伏在老爷岭南麓的林子头附近，人数约有3000。因此，通化城里城外一时间变成日本人聚集的特殊中心，也成为企图夺权的国民党与日伪反动势力勾结的重要场所。

秘密结社

为管理通化日侨，我方除了清查当地户口，命令日本人填写历史卡片，交代个人来历，还特地在11月18日成立“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日解联)，它内设支部长、秘书、事务、青年、组织、宣传、管理、情报、报导、供给、劳动、会计等机构，在日本人聚居的各区设办事处，于处内设户干班。为团结日侨，12月1日，通化人民政府发布文告，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投降，但绝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的失败”，号召“中日人民必须永久团结，以建设新东北”，“政府保护善良的日本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日本居民最低限度的生活，并为一般劳苦大众介绍职业，尊重其民族地位及风俗”。

在人民政府开始运转的三个月里，日侨便获得救济高粱米8000余斤、玉米面3.44万斤、救济棉被66套、受救济者1720余人。人民政府还用日本共产党活动家野坂参三的著作对日侨进行思想改造。

然而日本旧军人及大批死硬子出于民族复仇心理，与国民党勾结，仍企图在通化重建“日本复兴基地”，正如奉天日本特务头目，原关东军中将池田自述:“为了再起，我们就得依靠和利用国民党。”此时国民党也积极向通化渗透，曾蹲过日伪大牢的国民党员赵殿礼奉辽宁省党部党务专员罗大愚之命回到家乡通化，经苏联驻军司令莫洛多夫和中共通化公署专员蒋亚泉同意，公开挂出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的牌子，自封为党部书记长。然而国民党山头众多，步赵殿礼后尘，伪满通化省王道书院院长孙耕尧也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李光忱拿到140号委任状，上书“兹委任孙耕尧同志为辽宁省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而赵殿礼却屈尊为执行委员。

孙耕尧出示委任状后，赵殿礼火日三丈，当面撕毁委任状，两派彻底反目。孙耕尧与通化伪满势力关系莫逆，因此在拉拢反动武装方面占了上风，最终在10月将其排挤回沈阳。10月25日，孙耕尧带着李光忱的委任状，大摇火摆地来到通化专员公署要求公开身份，蒋亚泉专员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的精神，同意“孙记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公开活动。

获得合法地位后，孙耕尧遵照李光忱的旨意，暗中勾结日本法西斯势力作为借用力量，相继将阿部元、大政丰、千叶幸雄、渡边勋、大原菊池、神田、前野等人发展成国民党员，而这些日本“复仇分子”佯装进步，窃据了通化日解联许多领导岗位，如伪满民政部次长筱野破魔夫当上支部长。变质的日解联表面上遵守民主政府法令，但暗地里利用人民政府赋予的日侨内部自主管理权利，进行秘密结社，成立了“夜警班”、“猎枪会”、“十日会”等非法组织，到后来日解联办公室竟堂而皇之地蜕变成阴谋策划窝子。

11月10日至26日，日解联救济员千叶幸雄与来自长春的国民党特务、日本人长谷川相继接上关系，千叶幸雄在后者的支持下，以“救济日本难民”为由，筹措反革命经费。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在东北的特务机关偏爱派遣日籍特务前往通化活动，他们往往用卷烟来传递情报。12月中旬,日解联支部长筱野破魔夫和助手渡边勋在办公室里接见从长春过来的花冈一夫等三名国民党特务，双方商定了联络方法以及具体策反日侨的细节。

此刻，民主政府不断接到群众的控诉书，揭发孙耕尧一伙秘密勾结日寇图谋不轨的劣迹，民主政府据此停止了孙耕尧的党部活动。自此，孙耕尧转入地下活动。为配合孙耕尧夺权，顶头上司李光忱相继派来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骨干刘鼎新、邵裕国等人，协助其组建三青团地下工作团通化分团，内设总务股、组训股、青年服务工作队、情报班等，后又增设宣传、暗杀、逮捕、检举等四个班。孙耕尧后成立“国民党地方接收委员会”，下设演剧、出版、青年、妇女、武装、行动等系，仅编列的联络暗号就有80多个。更为阴险的是，三青团地下工作团积极向中共党政机关渗透，其成员邵裕国、管恩继、陈丕亚等人起到骨干作用。

暗杀惹祸

1945年12月24日，以孙耕尧和渡边勋为倡导，撮合通化的日本军国主义帮派筱野(破魔夫)派、相川(力)派、水谷(英男)派为核心，成立“国日特暗杀团”，企图以暗杀扰乱通化稳定，迎接国民党军接收。渡边勋在密谋喑杀会议上曾讲道，“国民党很快就来通化，为了对国民党表示我们的忠诚，不杀是不行的”。

暗杀团的刺杀对象首先是中共在通化的党政军领导，其次是为中共工作的日本人，列在首位是日解联干部内海勋，渡边勋决心拿他开刀，从而杀鸡骇猴，恐吓靠近民主政府的日侨。1946年元旦，暗杀团骨干藤田武男找来冈田和松田作帮手，密订行动路线和暗杀计划。下午15时许，藤田武男换上便装，冈田穿上华人衣服，臂戴十字袖章，松田穿上航空服，三人携手枪在市内大光明剧场会合，然后分头寻找内海勋，可找了4个多小时仍没有踪迹。他们不肯罢休，又相继潜回大光明剧场“守株待兔”，终于在晚上19时发现了内海勋。当晚22时，看完戏的内海勋前往中昌区的水华园(日本妓院名)寻欢作乐，当他孤身走到十字街口时，埋伏在松月(日本妓院名)门外的三名杀手一齐开火，内海勋身中十弹，倒地而亡。当我公安巡逻队闻声赶到现场时，凶手早已逃之天天了。

民主政府对暗杀事件极为重视，立即组织力量侦缉，很快破获了“国日特暗杀团”，抓获渡边勋、道满三郎、相川力、小原一二夫在内的120余名骨干分子，缴获一批暗藏的枪支和战刀，证实日解联俨然变成反革命分子的藏身之所，于是在1月10日断然予以解散，将通化日侨的一切事务转交“通化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负责。随着通化市公安局的调查矛头逐渐指向日侨内部和地下的国民党县党部，蒋日伪反动势力开始惶惶不可终日，孙耕尧等人趁机决定提前起事。

经日本特务近藤晴雄等人引见，孙耕尧结识了正遭通化人民政府通缉的日本残军首领藤田实彦，双方臭味相投。1月15日，这群阴谋分子在孙耕尧家召开秘密会议，成立所谓“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选举孙耕尧为主任。该委员会成立后，原本计划在1月17日举行暴乱，后因外援不继，计划落空。孙耕尧派手下刘正修赶回沈阳，将推迟原因向顶头上司李光忱作了汇报。李光忱急于向重庆方面表功，遂密派日特宫川、宫本二人潜入通化协和街一家民宅内，设立无线电台，代号401，直接遥控孙耕尧和藤田实彦，要求他们必须在1月27日举行暴动，但孙耕尧、藤田实彦等人基于外援部队联络困难向沈阳方面再次请求推迟，李光忱极为恼火，强令“没有援军也要暴动”!

1月21日，藤田实彦向孙耕尧提出参与暴动的三个先决条件:一、保证通化日侨不回国;二、保证通化日侨不失业;三、保证国民党军占领通化后，所有日侨能转为台湾籍，以享受中华民国公民之同等待遇。孙耕尧为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毫不犹豫地全盘接受，但藤田实彦还不满足，让其代表大政丰转达新的条件--暴动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藤田实彦掌管军事，而孙耕尧只掌管政务，孙耕尧不顾民族尊严，还追加答应以后“中日联合政府”一并悬挂青天白日旗和日章旗，卖国嘴脸可见一斑。

1月22日，双方正式签署协议，决定在南十字街公益涌油坊的国民党员刘靖儒家成立“武装暴动总指挥部”，总指挥为孙耕尧、藤田实彦和姜基隆，副总指挥刘亦天。为确保万全，指挥部下设三个指挥所:第一指挥所，地址在通化东正教堂附近的日侨栗林家里(暴动时改为千叶幸雄家里，但因事变未果)，负责人为藤田实彦和阿部元;第二指挥所，地址在裕民街的姜基隆家，负责人为孙耕尧和姜基隆，联络员为刘子周和刘庆荣;第三指挥所，地址在通化南关区的迟文玉家，负责人为刘涤新和迟文玉，联络员为邵裕国。

暴动时间定在1946年春节夜(即2月3日凌晨)，藤田实彦为暴动编列了作战命令16件，包括细则指示、追加事项、补备密令、军律等，一并秘密下达给各战斗队队长。此时，通化城内我军兵力极为空虚，苏军上校莫洛多夫已率部队转移到朝鲜满浦，而我军大部分还在长白山区展开大规模的剿匪行动，留在城里的武装力量仅有500多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