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实践与思考

佛教大约在西汉末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到公元67年，东汉明帝派十八位使臣去西天求法。使臣们不负众望，在大月氏国遇到了两位天竺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并邀请二位高僧一同回国，弘法布道。他们跋涉千里，用白马将佛经《四十二章经》及佛像、舍利一同驮至洛阳。汉明帝非常高兴，洛阳建立白马寺收藏佛经，弘扬佛法。白马寺也因此称为佛教在中国的祖庭。从此，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

从东汉末年，公元196年开始，历经三分的魏蜀吴，前后的西晋东晋，并列的南朝(宋、齐、梁、陈)和北朝(北魏、北齐、北周)，这394年间，统称魏晋南北朝，战争不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佛教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的思想为动荡的社会底层百姓提供了一种精神稳定剂，同时，知识贵族也在纷纷寻找新的思想方向。其中佛教中国化的净土宗，禅宗，天台宗便源于这个时代。

而作为知识贵族的代表，非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菩萨皇帝”，梁武帝（464年一549年）莫属。梁武帝萧衍，年轻时盛气凌人，充满狡诈，浑身透着杀气，与菩萨一点不沾边。他先帮谋求夺位的萧鸾献计登上帝位，称为齐明帝，并成为齐明帝的亲信。后在与北魏的战争中建功，被齐明帝任命为雍州牧，成为拥有军事实力的土皇帝。齐明帝死后，次子萧宝卷登基，当年父亲萧鸾以阴谋手段篡夺帝位，滥杀齐高帝、齐武帝的子孙以巩固帝位，临死前教萧宝卷做事要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萧宝卷禀承父训，亲信宦官，肆意杀戮大臣，人心离散，导致始安王萧遥光、太尉陈显达与平西将军崔慧景先后起兵叛乱，但都被他一一平定并杀害。平定叛乱之后的萧宝卷更加昏暴，由于猜忌，毒杀平定叛乱最有力的尚书仆射萧懿。导致身为弟弟的萧衍举兵反叛，杀掉萧宝卷，拥戴萧宝卷同父同母的弟弟萧宝融称帝，萧衍位及大司马，掌握实权。不久，萧衍“接受”萧宝融禅位给他，改国号为“梁”，史称梁武帝。梁武帝即位后不久，“借鉴”前人经验，派人杀害萧宝融，后又追尊其为齐和帝。

其他帝王信宗教，是要政教合一，为了维护统治。梁武帝信佛教，开始也许真是为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到了老年，确是单纯痴迷，真心信佛。他从《大般涅槃经》中找到理论依据，认为佛家不能吃荤腥，不能近女色，开佛教在中国不能吃荤近女色的先河。他还身体力行，近四十年不食荤腥不近女色，还要求全国推行这条禁令。他广建寺庙，唐朝诗人杜牧写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有他的大半功劳。他还穿着僧衣宣讲《大般涅槃经》，不知道他是皇帝的人还真以为他是弘扬佛法的法师。晚年，他四次出家为僧，一次次要大臣花动辄上亿的金钱赎回去当皇帝，结果就是富了寺院，穷了国库。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奠定的稳定的基础，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

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的扶持。

隋唐时期，除唐武宗外，大多数皇帝对佛教都是采取支持的态度。隋文帝杨坚就出生在冯翊般若寺里。《隋书》记载他出生时，寺内红光万道，照耀如同白昼，整个佛寺祥云笼罩、紫气萦绕。一个叫智仙的尼姑对杨坚的父母说：“这孩子受佛天佑护，有金刚不坏之身。”并给新生婴儿取名为杨坚，意为坚牢不坏，有佛、菩萨之胜身。还说：“这孩子天生不同寻常，不能在肮脏的俗世之间抚养。”于是由智仙尼姑一直抚养到13岁才离开寺庙，从小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影响。因此隋文帝称帝后（589—600），非常推崇佛教，立即下令废止以前颁布的毁佛政策，并实施相关政策扶持佛教的发展，例如修建寺院，重整经象，并大兴善寺作为译经的中心。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公元649)，在平定王世充势力时，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势均力敌。此时少林13棍僧夜里偷袭，将王世充势力的最高统帅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则活擒，并交给了李世民，为平定王世充立了大功。李世民功成名就后赏赐物品，封僧人为大将军，并还赐给少林寺大量田产。

众所周知，李世民的爱妃武则天（624年－705年），在李世民死后奉遗诏在感业寺度过了二年晨钟暮鼓、青灯古佛、远离尘世、面壁修佛的尼姑生活。这段生活给了她如何的人生感悟不得而知，但武则天继位后，采取各种措施和政策鼓励佛教的发展。

其实当年唐高宗、武则天、唐肃宗、唐德宗等都有过迎佛骨的运动，但最被后人熟知的当属唐宪宗李纯(778年―820年)，不是他本人想留名，只因儒学大家韩愈当时写了一篇批判他迎佛骨的谏文《谏迎佛骨表》流传于世。相传佛陀涅槃火化后遗骨舍利有八万四千份，当时流传凤翔法门寺一座宝塔里供奉着佛陀的一节指骨，每三十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唐宪宗专门派人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请到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祈求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上至王公大臣无不毕恭毕敬，下到老百姓千方百计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成了一种社会潮流。钱多的捐钱建寺庙，钱少的捐个香火钱，没钱的，瞻仰叩拜，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

另一方面，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文化包容的基础。

当年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其实违反了国家的禁令。但等他取经回国，唐太宗不但没罚他，反而为他译经活动提供种种方便与支持。玄奘法师也不负众望，将取经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成《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国了解中亚和印度各国风土人情、地形地貌、气候物产等信息的宝贵历史资料。他译经上千卷，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译经之最，其所译的《心经》成为后世佛教徒必读的经书之一。他还与弟子窥基共同创立了唯识宗（也叫法相宗），讲经宏法。

文化的包容不仅体现在中国人，也体现在对外国僧人的态度上。唐玄宗（685年-762年）开元年间，古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大法师先后来中国传授密法，并称“开元三大士”，是汉传密宗的三祖。善无畏法师最后圆寂在洛阳大圣善寺，唐玄宗亲自参加其追悼大会。金刚智法师于开元八年来到洛阳、长安，受到唐玄宗的接见并成为大唐国师，最后也圆寂于洛阳，赠号“大弘教三藏”。不空法师是金刚智法师徒弟，唐玄宗赠号”大唐智藏“。

佛教的繁荣也体现在文化艺术上。

佛教在中国的八大宗派，除魏晋南北朝创立的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其余五宗：三论宗，律宗，唯识宗，华严宗，密宗都是在隋唐时期创立的。有宗派就得有寺庙，其中净业寺，大慈恩寺，华严寺，大兴善寺都始建于隋唐。

佛教在中国的四大石窟：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基本上都是从北魏开凿至唐代，石窟，窟龛，佛像，壁画数不胜数，规模之大，艺术成就之高，已经超出佛教，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遗产。

唐代的佛教壁画在中国绘画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潮，当时绘有佛画的寺院多达184座，知名的画家多达80人。唐代的佛画还反映出人间社会的生活情景，既明朗乐观而又富有情趣，说明佛教已深入寻常百姓家。

乐极生悲,否极泰来。佛教有过繁荣，也有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僧人就坚持不向皇帝行跪拜礼，只双手合十表示敬意。理由是出家人是佛教弟子而非臣民。东晋高僧慧远，净土宗的创始人，还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据理力争。既然佛教弟子不是臣民，那佛教的寺庙，捐赠的田土与金钱都归佛教所有；既然佛教弟子不是臣民，那也不需要服兵役，耕种的田土也不需要交租税，甚至罪犯入了佛门可以免罪。这么多的好处，谁都想入佛门，这就为灭佛埋下了种子。

第一位出来灭佛的是北魏太武帝（408年—452年）。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奉行的是全民皆兵的政策。太武帝拓跋焘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在长安一处寺庙中搜出大量兵器，盛怒之下诛杀全寺僧人，抄没寺庙财产。继而长安城所有佛寺受到波及，经卷被焚烧、僧人被处死、佛像被毁坏。不久，太武帝听取宰相崔浩的劝谏，改信天师道，排斥佛教，于太延四年(公元438年)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私养，藏匿沙门者诛灭全门。

第二位灭佛的是北周武帝（543年~578年）。太武帝灭佛是为了强兵，武帝灭佛是为了独尊儒术。武帝刚即位的时候，也例事佛事，但更重视儒学。随着佛教的盛行，寺庙僧人日益增多，一个本是沙门，后改信道教的道士卫元嵩上书周武帝，说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请求删寺减僧。为此，武帝从天和至建德年间(566年~578年)，曾七次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来辩论儒释道三教的尊卑先后。儒教历来是国教，没人反驳的先例。而佛道两家当着武帝的面，相互揭短，争得不可开交，更别说达成统一意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结果武帝一狠心，下诏禁止佛道两教，全部捣毁两教的经像，僧侣、道士强制还俗为民。与其说灭佛，其实只算禁佛，毕竟自己事过佛，有仁慈心。不仅没有杀人，也没有损毁寺庙道观，只是把各自的财产寺观充公。同时，还设置通道观，选儒释道名士120人，着普通衣冠，称"通道观学士"，让他们阐释三教的经义。禁佛后，北方寺像几乎灭绝，僧众多逃奔江南。

第三位灭佛的是唐朝唐武宗（814年―846年）。如果说前二位灭佛是为了加强统治，那唐武宗灭佛是因为佛教动摇的国家的根基。佛教伴随着大唐王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达到鼎盛。佛教集团也变得日益富足，寺庙通过贵族豪强的大量捐赠，以及土地兼并，得到许多地产。寺庙僧侣也自己不耕种，要不就是雇佣农民耕种，或直接租给佃户，自己当地主，坐等收租。这就使得大量劳动力挂靠在寺庙名下。因为大唐律法也规定了出家人无需向国家交税和服兵役，导致大批贵族与富豪将自己的田土挂到了寺院名下，借此来逃避纳税。寺院不仅有铁饭碗，还可以逃避服兵役，是个人都想当和尚。这不仅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甚至事关家族继香火问题。

到唐武宗时期，国家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战争频繁爆发，让当时唐朝的国库，常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而这些寺庙，一不交税，二不服役，还藏污纳垢，忍无可忍，唐武宗发动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会昌灭佛事件。唐武宗的灭佛运动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大一统政权下进行的灭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也最为彻底，导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此次灭佛运动，拆毁寺庙4600余座，没收寺庙土地数千万亩，强迫僧尼还俗26万多人，释放寺院奴婢15万多人，解除依附寺庙的假和尚50多万人。寺院的金银、铜像、铜器全部没收充公。

最后一位灭佛的是后周周世宗（921年―956年）。周世宗灭佛纯粹是为了发展经济。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势力延续并扩大，其灭亡后又分裂成五代十国。虽然当年佛教经历了唐武宗毁灭性的灭佛，但到了后周，寺院又恢复到惊人的数量，有庙就有和尚，人数众多的和尚一定程度上使劳动力人数下降，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周世宗柴荣通过南征北战，在马背上取得天下，继位后政治经济凋零，百废待兴。于是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改革。其中经济上，停废朝廷批准的寺院，出家当僧为尼都得批准上岗，禁止私渡，将非法寺院或民间的铜器佛像销毁用来铸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