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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仁宗朱高炽，在位只不到一年，却开创了“仁宣之治”局面。

在他的带领下，明朝进入了鼎盛时期。

朱高炽本人也因解决了即位之初的四个难题，而名垂青史。

国力超负荷

洪武之后，如果说建文帝的关键词是“守成”，那么永乐时期的主线任务就是“开拓”、“创业”。

朱棣的创业史颇为丰富，他给大明王朝带来的，是与那些守成君主完全不同的气象。

四定安南，五征蒙古，六下西洋，顺带还把都城迁到了北京。

征蒙古保障边境安全，下西洋加强各国往来的同时还能找财路……

必须承认，这些活动确实给大明帝国带来了积极的、正面的影响。

可是如此多的大行动、大工程，所消耗的民力、财力，也使大明帝国承受着很大的经济压力。

比如改建北平城，少说数十万劳役，还要从各地运材料运粮食。

郑和的船队动辄就是几万人，必然要靠“劳民伤财”来支持。

而对安南的扩张，兵力、粮食、军费，消耗也是很大的。

朱棣数次亲征、出巡，晚年病重，这期间都是由太子朱高炽来监国的。

作为永乐中后期的重要统治者，国力超负荷的状态，朱高炽自然是知道的。

朱高炽即位时，明朝与蒙古形成了相对平衡、势均力敌的局面。

得益于朱棣多次北伐，蒙古各部遭受重创，因此不敢轻易南侵。

但同时，由于永乐时期频繁的征战，明朝国力消耗巨大，也难以再组织起大规模的北伐行动。

因此即位之后，朱高炽立即开始和蒙古诸部改善关系，选择了内缩的策略。

在朱高炽的登基诏书中，也明确提出了罢宝船、罢采办。

“採取宝石等项及收买马匹等件，悉皆停罢”；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

“不许指此为由，科敛害民”。

可见，“下西洋”背后有多少的人民血泪，监国十余载的朱高炽是非常清楚的。

政治风气

洪武之治，永乐盛世，其政治风气也颇为相似。

朱棣登基之初，就对建文朝的旧臣进行了清洗与迫害。

而后又任用酷吏，以严刑酷法与杀戮手段来铲除异己。

朱高炽监国后，朱棣为削弱太子势力，东宫的官属也杀了不少。

政治上的紧张气氛，无疑使得统治集团的矛盾越发尖锐。

而拨乱反正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朱高炽身上。

朱棣废除建文年号的行为，当初就招致了很大不满。

朱高炽登基后，便公正地承认了建文朝的合法性，并为建文时期的忠臣正名。

洪武时期，朱元璋设三公、三孤，后也被朱棣废止。

朱高炽即位后，便“复设三公、三孤官”。

三公、三孤的重新设置，对明代官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辅佐，实质上扮演着皇帝顾问的角色。

为制约大学士的权力，其品级一直比较低。

而朱高炽恢复三公、三孤后，就给大学士加授了少师等头衔。

尽管三公、三孤只是虚职，但这一举措却让原本正五品的大学士，晋升为了从一品、正二品。

朱高炽大力提拔贤能之臣，并多次下诏，鼓励大臣们坦诚进言。

这一做法，明显改变了朱棣时期朝堂上君主独断、臣子噤声的局面。

大臣很少再会因言获罪，渐渐地，朝廷风气也回归正轨。

在宽松开明的环境下，君臣关系融洽。

朝臣敢于谏言，其才能方可充分展现，国家也因此而收益。

宽刑平狱

朱棣是靠靖康之难夺位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刑法上自然是非常严苛的。

但朱高炽即位后，一是政治局面比较稳定了，二是他的性格也不似他爹那般暴戾。

朱高炽性格沉稳温和，思想开明。

他没有好大喜功的一面，并不过分追求个人功绩。

自幼在儒家经典浸润下成长的他，政治主张也和朱棣不一样。

儒家的“仁政思想”，使得他推行宽刑薄赋、宽刑平狱的政策。

朱高炽甫一即位，就立即赦免了朱棣时期下狱的多位重臣。

他接连颁布政令，强调法司断案必须遵循《大明律》，严禁过度苛责、捏造罪名。

随后，他又指示司法部门，不得对无罪之人滥用刑罚。

为提升司法公正，减少冤假错案，朱高炽规定：

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以及三法司需共同参与案件会审，且死刑案件必须经过多次复核。

此外，他还废止了一系列严酷刑罚，严禁法外施刑，并禁止随意牵连无辜。

永乐时期动辄株连全族的情况，因此而改善。

重农恤民

停止永乐年间大兴土木的工程，放弃北征蒙古，停止下西洋采办等活动……

朱高炽开始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自然就为百姓减轻了负担。

与此同时，按照他大祀之时所言，“朕惟君国之道事天为大，事天之实恤民为本”。

朱高炽在位的短短十月之间，又多次下令恤民免税。

他不仅即刻免了灾区的田赋，还直接提供救济物资。

为尽快将救援送达灾区，他特别指示杨士奇无需经过户部和工部商议，直接起草诏令。

永乐时期因营建北京等工程，频繁向民间无偿征用物资，给地方和百姓带来沉重负担。

朱高炽即位后，迅速对此进行了改革。

他明确规定，政府所需物资应在产地按市场价格购买，严厉打击那些借征派之名损害百姓利益的行为。

建立了更为公正合理的物资采买制度，有效减轻了百姓负担。

同时，也减少了官员作弊的机会，提升了行政的透明度和效率。

朱高炽还纠正了永乐时期横征暴敛的行为，恢复了朱元璋的“民告官”：

“今官吏敢有以催办为由，辄自下乡科，扰平民者，许诸人首告所司，即拿问解京。”

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百姓生活得到了改善。

永乐时期国穷民困的局面，也因此而改变。

参考资料

[1]刘国辉.略论明仁宗的宽仁政策[J].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02):51-53.

[2]胡凡.论明仁宗对北边防卫的调整与整顿[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5(03):149-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