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在当代社会的困境与出路

所评图书：

书名：《历史学宣言》

作者：（美）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

译者：孙岳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2月

历史学无疑是大学专业、学科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部分。

大学的特殊使命是培养具备长时段思维能力的学子，使得人们在接受大学教育后能够获得相对宽广的眼光、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看问题。

历史学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作为一门学科、一个专业，地位急剧发生下滑，毕业生就业率也完全无法与过去相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20多年来，无论在哪个主要国家，公众的历史阅读和了解兴趣，明显比更早以前要高。

这种难堪的转变，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埃默里大学定量方法教授乔·古尔迪与哈佛大学历史学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席教授大卫·阿米蒂奇所著的《历史学宣言》一书所指出的，就是因为历史学研究在最近几十年里走了歧路。

这个歧路，一度被认为是历史学研究获得成果的捷径，也就是祛除长时段，而专司于短期、短时段问题研究。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从长时段调整为短时段，直接的好处在于大大提升了推出成果的效率，历史学学者和学生完全不需要像卡尔·马克思，或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那样动辄几十卷、几百卷史料进行梳理，然后得出貌似符合常识的判断，更不需要观察数百年、跨大洲的长时段研究训练，而是专门选择一个细小领域，或者一个历史时期的浅层现象分析。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得历史学家、历史研究者的成果，形同于专栏作家作品的深度。即便是严格、认真在自己选定范畴、时段、史料和数据范围内进行研究的学者、学生，也因为这种选定而使得自己的思想受到了束缚。

所以，历史学研究呈现给同行、大众的成果，往往以名头极大的标题，然后细细看来是涉及面很窄的数据和史料分析的结果。最为讽刺的是，历史学者往往还矫情地宣称这是为了重视历史进程中的具体某个人，展现被宏大历史遗忘的某个细小的个体。

《历史学研究》书中指出，很多学历史的年轻人心浮气躁——当然这一点很可能是从其导师那里传来的，他们、她们一边去档案馆查史料，一边忙别的，所以短期历史研究居然在几十年里成为了学界范式。

书作者举例指出，很多短期历史题材的历史学研究论文、专著，其实只是长时期劳动、医疗、性别或家庭生活变迁的片段，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不大。还有，当短期历史研究进一步扩散到微观史研究，甚至就放弃了宏大叙事和道德规谏，并使得历史叙述变得越来越晦涩，甚至让大众读者读上去觉得孤僻、恶心，对于历史研究同行其实也没有什么价值。

《历史学宣言》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历史学界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从社会史到思想史，史学的各个分支都同时堕入短期历史研究的模式，学者们争相挖掘稀缺、罕见、鲜为人知的史料，“从叙事的艺术家、文献的综述者转变成为档案材料的收集者和研读者”。

这种情况下，历史研究不出所料地被这个行当以外的其他人判断为毫无价值，这样的判断也并不能说毫不公允。因为学者们“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自认为是某个狭小领域的专家，但其实并无价值。

其实，对于历史学者的这种瞎扯淡操作，英国小说家金斯莱·艾米斯在1953年就写过小说《幸运的吉姆》来嘲讽。小说中，主人公吉姆·狄克逊是大学历史系的讲师，为了发表论文保住教职，决定参照学界大佬的操作进行瞎编，写成了一篇《造船技术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1450-1485》。小说家肆意嘲讽，通过主人公吉姆的口说，“文章题目完全没问题，因为足够琐碎、完全没有思想，论文里都是枯燥至极的事实的罗列，用貌似智慧的东西解决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历史学宣言》书中对历史学界推崇短期主义的后果给予警告，指出达恩顿、戴维斯等史学家倡导形成的微观史，最终使得历史学界无力与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的很多学科的学者竞争，其他学科的学者逐渐深入到各种专题历史的撰写，恰恰是以长时段的视角，裁减历史，以历史为素材来论证自己想要的理论目的。书作者指出，负责任的历史学者，是有责任，有能力驳斥其他学科的学者信口雌黄的。

涉及到全球变暖背景下，治理责任的分担、历史责任的追溯，历史学家显然应该承担建设性作用，而不能任由经济学家拿着测量模型来忽悠公共部门和大众。又如经济学家经常宣称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政府以及社会上的富人为穷困人口提供了足够的庇护，这意在证明无需政府出资的福利供给，仅凭社会自行运转就可以满足济贫要求——对于如此荒谬的理论，历史学家当然也是有责任出言驳斥，用长时段的史实来还原真相。但可惜的是，因为走入了微观史研究的泥淖，现实中，历史学者很少出现在类似的公共问题讨论中。

书作者指出，甚至而言，已经有批判性的经济学家，担起了本该由历史学家担当的勘误责任。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推翻了很多经济学家奉若神明的库兹涅茨有关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论证——库兹涅茨的证据，恰恰就是短期化，也就是选择了大萧条之后到二战后经济复苏期间30年左右的经济发展数据，用来得出结论；托马斯·皮凯蒂则选取了长时段数据，也就是几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数据，最终证明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不平等缓和是非常态，库兹涅茨的说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