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25-01-25 15:01
我大概四五年前看过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没几章就弃了。最近又找出来阅读。有一些感想。
《明朝那些事儿》很可能是中国最畅销的历史著作，十几年来一纸风行。对它的评价也颇为两极，但整体上正面评价占据绝对多数。
我们该如何评价一本历史神作？我个人比较看重的是这样几个维度：真实性、辨析能力、史观与文本创新度。
以下纯属个人观点。
真实性应该是一本历史著作的底线，当然历史小说除外。所以在这个维度上评价《明朝那些事儿》，需要先看这本书的自我定位是什么。
当年明月在该书“引子”中说，这部书“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写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评价。要说明的是，这部书是描写正史的，资料来源包括《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余种明代史料和笔记杂谈，虽然用了很多流行文学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方式，但文中绝大部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人物的对话都是有史料来源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算什么体裁，不是小说，不是史书，但在我看来，体裁似乎并不重要。我想写的，是一部可以在轻松中了解历史的书，一部好看的历史。”
“不是小说，不是史书”，但既然当年明月将其定位为一部“了解历史的书”，并强调“文中绝大部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人物的对话都是有史料来源的”，所以真实性仍应作为评价的重要参考，只不过可以适当放低标准。
应该说，这本书的宏大事件骨干，基本都是有史料依据的；但在具体细节上，则杜撰较多。比较典型的风格可以从下面这个叙事情节中得到充分体现。
《高皇帝御制文集》录有朱元璋一首题为《不惹庵示僧》的诗作，郎锳《七修类稿》中又有如下记载：“太平府般若庵，太祖既渡江，微行于庵，欲借一宿，僧异而问其爵里姓名，乃题诗于壁曰：‘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主，只顾哓哓问姓名’（即《不惹庵示僧》）。后登极……”
这有限的信息，被当年明月演绎成大约1500字的段子：朱元璋独身一人穿着很朴素的衣服，以香客身份微服私访，借宿禅寺。住持怕他偷盗，于是半夜将他吵醒，请去讲禅。大殿里只有他们两人东西坐定，主持问其职业，朱元璋回答“目下无业，唯四处游侠而已。”然后住持就开始教训朱元璋：“我观施主面相，似有杀气，目下天下大乱，望施主早择良业，安分守己，闲来无事探研佛道，可悟人生之理。”
接下来两人开始打机锋。在话语攻防中，朱元璋时而“不动声色”，时而“突然大笑”；住持则时而“面露轻蔑之色”，时而“大惊失色”。朱元璋后来“站起身来，缓步走向住持，突然抽出腰间宝剑，将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他教训了住持一顿：“禅师心境如此了得，为何也会害怕！方今天下，所以大乱，唯因民不聊生；兵荒马乱，只由隔岸观火！如天下太平，谁愿游侠？如尔等人，饱食终日，娶妻生子，只是妄谈心境，苟且偷生，可耻！”然后，归剑回鞘，朝自己的禅房走去。第二天一早，大殿的墙壁上留着用朱砂写就的《不惹庵示僧》，但已人去房空。
如果以历史小说观之，无中生有去虚构一些情节，似乎无可厚非。但即便接受这种设定，从“了解历史”的角度，虚构也有高下之分。朱元璋刚刚打败陈友谅，会以香客身份微服私访吗？他的穿着会没有农民军领袖印记吗？身处乱局，他会独身一人不带护卫吗？住持会半夜吵醒一个疑似强盗者去讲禅并进一步激怒对方吗？朱元璋的日常谈话会是那样大义凛然吗？
这里的每一个发问都涉及微观社会史重要议题，现在则简单了，一拍脑袋就可以脑补，并且这种脑补大概率与彼时的实情不符。换句话说，当年明月对当时场景的想象，类似于这个段子：古代有两个农民幻想皇帝的奢华生活,一个说:“我想皇帝肯定天天吃大白馍蘸白糖!!” 归根结底，还是作者没能进入那个时代的语境。从当年明月所追求的“了解历史”的角度，这种毫无节制的虚构，是要大大减分的。
虚构自然是违背真实性原则的，而对史书全盘采信也并不意味着对事实的尊重。谈及真实性，必然要考察一个作者对争议和悬疑史实的辨析能力。《明朝那些事儿》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
在《明朝那些事儿》第一部中，当年明月将视角集中于朱元璋时代的军事战役与大案要案。传统史书的记录在这些问题上真假混杂，颇为考验史家的辨伪能力。不过好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明史研究，相关的成果已足够一个历史票友吸纳，不至于做出太过离谱的叙事。但当年明月对学界的辨析似乎全不以为意，他只热衷于满足自己的认知偏好。简单说，他对争议与悬疑案件的处理方式极其单一又具有偏向性：一切以有利于朱元璋为原则。
《明朝那些事儿》在这方面的槽点太多，一一列举将篇幅过长，在此仅以洪武四大案中的胡惟庸案为例，略作说明。胡惟庸案，明代史家郑晓、王世贞即认为是个不折不扣的冤案，现在学界也几乎没有人认为胡惟庸“谋反”成立。当年明月似乎是一个例外，虽然他也认为此案“另有隐情”，但却处处在暗示胡惟庸有谋反企图，且不作辨析地从上帝视角给出一个“真相”的呈现：“在家中与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他（胡惟庸）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得不堪一击，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而朱元璋并没有什么亲信。随着他的同党人数的增加，他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在同党的吹捧中，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
对受胡惟庸牵连的李善长，也是如此。李善长被处死第二年，就有虞部郎中王国用上奏称，“善长与陛下同心……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晚明时追补开国名臣赠谥，李善长亦获追谥“襄愍”，这是来自帝王的平反。而当年明月是如何记录这个案件的呢，他提到朱元璋将李善长的亲信丁斌抓起来日夜拷打，得到李善长参与谋反的供词，然后说：“朱元璋相信，李善长身上一定有着某些秘密，而这个秘密丁斌一定知道。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就因为丁斌有预期的供词，所以朱元璋的判断就是对的？丁斌不可能是屈打成招吗？其他如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也大抵如此。但更糟糕的还不是事实辨析的问题，而是当年明月在行文中流露出来的价值取向。
还是以胡惟庸案为例。当年明月说：“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后，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水平是相当的高。‘那就都杀掉吧！’”
朱元璋在郭桓案中一共杀掉了三万余人，“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当年明月对此的反应是：“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在郭桓案件中幸存下来的官员，真不容易啊，怎么把你们给漏了呢？”
“水平是相当的高”？“怎么把你们给漏了呢？”……类似的话语都是当年明月无意识地抖机灵吗？只要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就知道并非如此。他对滥杀的朱元璋充满毫不遮掩的崇拜。朱元璋的外甥、明朝开国功臣李文忠“曾经指责过他滥杀无辜，而且触怒过朱元璋”，朱元璋据此险些杀了李文忠。这是绝对的暴君所为吧，但当年明月的评价是：“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这件事告诉所有的大臣，朱元璋在铲除异己这个问题上是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的，无人可以例外。”
大义灭亲？他的角度的确清奇。
包括他虚构的各种细节，也几乎无一例外用来彰显朱元璋的正面特质。譬如对《明史》中一句不涉及任何个人品行的描述——“子兴奇太祖状貌，解缚与语，收帐下”，也会被他演绎为朱元璋镇定自若的神话：
“郭子兴走到朱重八的面前，让人松开绑，问他：‘你是奸细吗？来干什么？’朱重八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奸细，我是来投军的。’郭子兴笑了：‘什么时候了，还有人来投军？你不用狡辩，等会儿就把你拉出去杀头！’朱重八回答：‘喔。’郭子兴看着朱重八的眼睛，希望能看到慌乱，这是他平时的乐趣之一。但在这个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只有镇定。郭子兴不敢小看这个人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吓不倒的人。”
如果写到明显无法为朱元璋开脱的罪责，当年明月则会尽力为其辩解：“应该说朱元璋的这些行为虽然有些过激，但其行为主体还是正确的，他的目的是消除贪官污吏，如果我们联系朱元璋少年时候的遭遇，就更能理解他的行为。”
或者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好心办坏事吧。我想，这样的分析和评价对朱元璋来说应该是公平的。”
还有这个：“无论朱元璋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也无论后世对朱元璋如何评价，但属于他的光荣无人可以拿走，他的不朽功勋无人可以否认。朱元璋，历史将证明你的伟大！”
在当年明月的价值体系里，个人权利无足轻重，帝国的宏大目标才是终极使命。所以他会说：“杀吧，杀吧，为了帝国的将来，你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年的伙伴一个个都被送走了，事情终于可以了结了。”
在《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册的结尾，他说：“是时候了，让我们给朱元璋一个公正的评价吧。”他甚至写了一首诗讴歌朱元璋，其最后一句是：“开创帝国，保世宏规，光耀后代！”
最后再谈谈叙事文本。应该说，这本书能够爆火，和当年明月的文本创新分不开。它有着鲜明的互联网风格，在当时堪称独一无二。这种文本对受众非常友好，当年明月也有灵光乍现的才情。
但是一种文本创新，通常都属于它产生的那个年代。时过境迁，这种范式就成了大路货。当然文本审美偏好因人而异，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
说到底，一本著作能否畅销，抛开营销等因素不提，主要取决于读者群的知识、价值体系与审美偏好。在这个意义上，《明朝那些事儿》的流行，反映了多数阅读者的精神样貌。
最普遍而又最不知所谓的一句评价是：当年明月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对推广普及明史功不可没。可是，如果推广普及的是错误的史实和明显污糟的史观，那他所应得的也该是负分吧。
以上所有评论仅针对《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册。我读完第一册后已决定及时止损，弃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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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福东
责编 辛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