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24-12-20 10:12
接上一篇文章:一位90后作家问:陈望道是因为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对吗
冯老师:好!我们言归正传。1921年7月23日,这15个年纪不等,长相各异,穿着不同的人围坐在这里……
李泽:对不起,冯老师,您说的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是7月1日呢?
冯老师:说到这个问题,那可真是说来话长啊!为了能够把“一大”这个开天辟地的事情说清楚,我不妨多费些口舌,铺平道路。
说到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和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的来历,给你讲个小故事。关于这个小故事,我曾经在头条发过,到目前为止,阅读量快45万了。为了我们问答的完整性,我复制过来,再给你说一遍。
前年去北京,我和我爱人的一位同事一起吃饭,他们称他为“华总”。
华总,80后,博士,戴一副近视眼镜,儒雅潇洒。
他问我:“参加‘一大’了吗?”
我很惊讶:“何出此言?”
他说:“既然参加了,为什么不知道是哪天召开的?还估摸了一个七月一号呢?”
我说:“你很有学问,作为一个理工男,居然知道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的确定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很不容易,先加10分。
“科学家指出,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对于日期的记忆。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除了数字之外,还有一个阴历和阳历的问题。那个时候的国人,习惯于阴历。比如,毛主席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主席所说的5月,很可能指的是阴历。”
我查了一下百度,1921年公历7月初是阴历的5月底。
我接着说:“1938年5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毛主席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主席和董必武开始回忆到底是哪天召开的‘一大’,两人只记得是暑假、7月,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最后,主席就定了7月1号作为党的生日。
董必武
“不久,毛主席在5月26日至6月3日召开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第一次明确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
“1941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肯定了“七一”为中国共产党诞辰。
我说完后,他点头说:“对!只是我知道的没有冯老师您知道的详细。”
为了加深他的印象,我又问他:“你3年前去过广州吗?”
他说:“去过!”
我说:“是哪一天?”
他说:“这哪能记得住!”
我说:“3年前的事儿你都不记得了,那17年前不记得是不是很正常呀?”
他说:“那不是,‘一大’多重要呀!”
我说:“不,‘一大’在当时不重要。那时,全国有200多个党派,今天你上场,明天我下场,就像走马灯似的。如果真像我们今天看起来的那么重要,那么,‘北李南陈,相约建党’的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呀?尤其是北京的代表,两个名额,上海大会组委会寄来200块钱作为旅费,开始说让罗章龙去,他说长辛店有事,去不了,后来又让邓中夏去,邓中夏说长沙少年中国会有事,去不了,最后,让只有19岁的刘仁静去了,成为13名代表的一员……”
邵维正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学者去研究中共“一大”的开会时间,最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先生在1980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文中从3个方面加以考证即:(一)从代表行踪看。(二)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看。(三)从当时的文字记载看。
“邵维正的论文最后确定: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开幕。
邵维正的论文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受到了胡乔木的赞许,并荣立二等功。”
李泽:原来是这么回事。
冯老师:我们接着说。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朦胧的暮色之中,坐落在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的那一幢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子的后门,不时闪进一条条黑影。
李泽:冯老师,我看到的是兴业路76号,兴业,是事业兴旺发达的意思吧?
冯老师:我还要普及一个知识点。
上海路名的命名有个惯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马路,以县、市名命名东西走向的马路。由于省名有限,所以,只能命名那些主要的南北向马路。
不过,在1921年,这15位代表要开会的望志路和贝勒路属于法租界,是法国人说了算。他们就把一些路的名字,用自己国家的在上海有名望的人的名字来命名,就和藏克家先生诗中说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比如,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贝勒路是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的,望志路是1914年以当时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
汪精卫
好多人以为,兴业路是新中国成立后改的,实际上,这个名字与大汉奸汪精卫还有点关系。
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8月1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霞飞路改为淮海路,贝勒路改为黄陂南路,望志路改为兴业路。注意:黄陂,是湖北省一个县的名字,兴业,是广西东南部一个县的名字。
参考资料: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安徽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