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当总统的日子：取消帝制后的心理压力

取消帝制后，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为当稳总统，最后86天有多煎熬？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这一消息传遍全国，对于刚刚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然而，更大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从取消帝制到6月6日去世的86天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统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西南护国军虽然已经达到了反对帝制的目标，却并未就此罢兵，反而提出了更加严苛的条件；日本对华政策急转直下，不断支持反袁势力；就连他最信任的北洋将领们，也开始明里暗里地疏远他。在这86天里，袁世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政治斗争？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生命的尽头？为何连他最后的倚仗——北洋军阀集团也逐渐离他而去？

一、日本的政策转变与外交困境

1916年初，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可谓是迅雷不及掩耳。在帝制风波前，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曾多次暗示支持袁世凯称帝，甚至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袁世凯筹备军制改革。但到1916年1月中旬，日本突然改变态度，外务省开始与军方密商对华政策。

1月19日，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正式召见中国驻日公使，提出了三点严厉警告：其一，日本将以维护东亚和平为由，联合英法等国对中国施压；其二，如中国坚持推行帝制，日本将派兵进驻中国要地；其三，日本将承认云南护国军为交战团体。这一警告立即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法国因担心其在安南的统治受到影响，也表示赞同日本的立场。

2月初，日本的外交攻势进一步升级。大隈重信内阁召开御前会议，专门讨论对华政策。会议决定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包括向护国军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2月中旬，日本国内各大政党、实业界和媒体召开＂对支有志大会＂，一致通过＂倒袁决议＂。

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开始在经济领域对北洋政府施压。横滨正金银行突然中止了与中国银行的汇兑业务，导致北洋政府的外汇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同时，日本还暗中支持中国国内的反袁势力，向护国军提供武器弹药。

3月初，日本内阁正式通过对华政策新方针，决定以＂实力干预＂方式迫使袁世凯放弃帝制。日本驻华使馆开始频繁与各地反袁势力接触，并默许日本民间团体向这些势力提供援助。日本还通过其在华特务机关，散布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

这种外交困境很快波及到了其他领域。英国汇丰银行跟随日本的步伐，收紧了对华信贷。俄国也改变了此前的中立态度，开始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到3月中旬，袁世凯政府在国际上已经完全陷入孤立。驻日公使陆宗舆在一份密电中警告，日本可能会以＂维护东亚和平＂为由，采取更激进的军事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不得不于3月22日正式宣布取消帝制。然而，日本并未因此收敛其对华政策。相反，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支持各地反袁势力，并通过操纵舆论，继续削弱袁世凯的统治基础。这种外交困境直接导致了北洋政府在随后几个月中的持续衰落。

二、西南护国军的步步紧逼

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西南护国军并未就此罢休。相反，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更为严苛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要求袁世凯立即下野，恢复民国元年约法，重组国会，取消新设省区，撤销北洋政府一切违宪法令。

4月初，护国军总司令蔡锷发布通电，要求全国各省督军表态。通电中明确指出，取消帝制仅仅是护国运动的第一步，袁世凯必须为其称帝行为承担责任。这一通电得到了贵州、广西、广东等省的积极响应。其中，广东都督龙济光虽然此前一直支持袁世凯，但在形势逆转后立即倒戈，并派兵支援护国军。

护国军的军事行动也在不断扩大。4月中旬，李烈钧率领的湖南护国军向北推进，与北洋军在汉口地区发生激烈交战。同时，云南护国军主力沿长江东进，相继占领了重庆、宜昌等重要城市。到4月底，护国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上游的大部分地区。

更为致命的是，护国军的影响开始蔓延到北方各省。山东督军张怀芝在4月下旬公开表示同情护国军的主张。河南巡按使赵倜也暗中与护国军建立联系。这种态度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北洋军队的士气。在与护国军的多次交战中，北洋军连续败退，多支部队甚至出现了哗变的迹象。

5月初，护国军再次提出更严厉的要求。除了要求袁世凯立即下野外，还要求解散北洋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由临时政府接管政权。这一要求得到了日本的暗中支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多次与护国军代表秘密会晤，讨论善后事宜。

护国军的军事压力也在持续加大。5月中旬，广东护国军占领了湖南长沙，切断了北洋政府与西南各省的联系。同时，云南护国军主力已经推进到武汉地区，威胁到了北京政府的统治中心。

在这种军事压力下，北洋军队的战斗意志开始动摇。多支部队出现逃兵现象，一些中下级军官甚至私下与护国军建立联系。5月下旬，驻守在湖北的北洋军第三师全师哗变，宣布支持护国军。这一事件极大地打击了北洋政府的军事实力。

到6月初，护国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北洋政府的统治范围急剧缩小，仅剩下京津地区和部分北方省份。就连一向支持袁世凯的直隶、山东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也开始与护国军秘密接触，为自身的政治前途寻求出路。

三、北洋军阀的离心倾向

在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北洋军阀内部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首当其冲的是段祺瑞，这位曾经的国务总理在3月底就以＂身体欠佳＂为由，辞去了内阁总理一职。表面上，段祺瑞称病在家，实则开始频繁接见各方政要，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布局。4月初，段祺瑞更是派心腹张孝准前往日本，与日方代表秘密会晤，商讨后袁时代的政局安排。

冯国璋的态度转变更为微妙。作为直隶督军，冯国璋掌控着京畿重地的军事力量。4月中旬，冯国璋开始在北洋军内部扮演调停角色，一面向袁世凯建议让步，一面又与护国军保持联系。4月23日，冯国璋召集直隶各地方官员开会，会上首次提出了＂和平解决＂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的一种施压。

曹锟的立场变化则体现在军事部署上。作为北洋第三军的统帅，曹锟原本负责镇守河南一线。但从4月下旬开始，曹锟的部队在与护国军的对抗中显得消极怠战。5月初，曹锟更是以＂军需不济＂为由，将主力部队撤回到河南北部，实际上放弃了与护国军的正面对抗。

北洋军内部的权力博弈也日趋激烈。5月上旬，由于军饷拖欠问题，驻扎在保定的第五师与第六师之间爆发冲突。这两支部队分别效忠于不同的军阀派系，冲突的背后实际反映了军阀之间的利益纷争。此事虽然在冯国璋的调解下得以平息，但已经暴露出北洋军队内部的严重分裂。

5月中旬，一个更具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原本效忠袁世凯的徐世昌突然以＂视察地方＂为名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天津期间，徐世昌与日本领事频繁会面，并与段祺瑞派系的代表秘密商谈。这一举动表明，连袁世凯的老部下也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

对袁世凯的忠诚度考验在5月下旬达到高潮。当时，段祺瑞、冯国璋、曹锟三人在天津秘密会晤，商讨后袁时代的权力分配。会议达成初步协议：段祺瑞主持内阁，冯国璋控制京畿军权，曹锟则继续掌管河南军政。这一分配方案实际上已经把袁世凯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到了6月初，北洋军阀各派系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他们一方面继续在名义上效忠袁世凯，另一方面却在暗中加紧部署，为即将到来的政局变动做准备。甚至连一向被视为袁系铁杆的张勋，也开始与南方实力派建立联系，为自己在江苏的势力范围寻求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军阀的指挥系统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各部队更多地听命于自己直属的将领，而不是来自北京的命令。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北洋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进一步被动。

四、财政困境与京师危局

1916年4月初，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首先是各省解送京师的税收锐减，仅有直隶、山东等少数几省依旧按时解送。其次，海关税收也受到严重影响，由于日本扣留了部分海关税款，导致政府收入大幅下降。

更为严重的是，外国银行团停止了对北洋政府的贷款。4月12日，汇丰银行通知北洋政府，暂停所有在谈判中的借款。同一时期，横滨正金银行也以各种理由推迟了已经谈妥的贷款发放。这些举动使得北洋政府的外债周转陷入困境。

军饷拖欠问题随即爆发。4月下旬，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北洋军各部队开始出现欠饷情况。其中第三师和第五师的军饷已经拖欠两个月，士兵们开始在驻地四处借债度日。5月初，保定驻军更是发生了因讨饷不得而哗变的事件，一度威胁到了京师安全。

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北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首先是发行临时国库券，但由于信用已失，认购者寥寥无几。其次是向国内银行举债，但各家银行都以资金紧张为由婉拒。5月中旬，政府甚至不得不变卖部分官产，以维持日常开支。

京师的物资供应也出现严重问题。由于南方各省的封锁，大量商品无法运抵北京。米价开始飞涨，从4月初的每石3元涨到5月中旬的每石7元。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扬。街面上开始出现哄抢米面的现象，社会秩序日趋紊乱。

5月下旬，京师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先是驻守城外的两个团因欠饷而集体哗变，一度占据了丰台火车站。随后，城内也发生了多起军警与民众的冲突事件。政府不得不调集禁卫军维持秩序，但这进一步加重了军费开支。

财政危机很快演变成了政治危机。6月初，内阁多位大臣因无力支付部门开支而请辞。各机关的普通职员也因薪水拖欠而纷纷离职。一些重要部门甚至出现了群体性怠工现象。整个政府机器的运转开始出现严重障碍。

与此同时，京师周边的形势也在急剧恶化。天津的商人开始将资金和货物向租界转移，导致市面更加萧条。河北各地的粮商纷纷囤积居奇，使得粮价进一步攀升。到6月初，就连京师的一些富商也开始悄悄南迁，预示着政局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驻守在北京城内的禁卫军也开始出现不稳迹象。这支袁世凯最后的倚仗也因军饷拖欠而军心动摇。6月初，禁卫军内部甚至发生了几起小规模的哗变事件，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北洋政府最后的统治根基。

五、袁世凯的最后时刻

6月1日，袁世凯在连续多日的高烧后首次卧床不起。这位曾经的北洋统治者已经无力处理政务，仅能通过秘书转达一些简单指示。当天下午，段祺瑞、冯国璋等人虽然前来探视，但交谈时间很短就匆匆离去。

6月3日，袁世凯的病情急剧恶化。此时北京城内已经开始流传各种谣言，一些官员甚至开始将私人物品秘密运出官邸。当天晚上，禁卫军司令王士珍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调动了部分军队，引起了各方的高度警惕。

6月4日，一个重要的军事消息传到北京。驻守天津的北洋军第四师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的指挥，转而支持护国军。这一消息传来后，袁世凯召见了几位亲信幕僚，但由于身体状况，谈话持续时间很短。

6月5日清晨，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进宫向父亲请示后续事宜，但袁世凯已经无法做出明确指示。当天中午，内阁会议在没有袁世凯参加的情况下召开，讨论了政权交接的问题。会议期间，黎元洪的代表已经抵达北京，开始与各方接触。

6月6日，整个北京城笼罩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大量官员开始停止办公，纷纷待在家中观望。一些军队的调动也在暗中进行，城内的巡逻队伍明显增多。当天下午，日本、英国等国的公使馆开始加强警戒，派出武装人员保护本国侨民。

袁世凯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表现出异常的平静。6月4日，他还通过秘书转达了几条指示，其中包括要求军队保持克制，避免发生冲突。6月5日，他签署了最后一份公文，是关于撤销几位支持帝制的官员职务的命令。

6月6日凌晨，袁世凯的病情突然恶化。御医们轮流诊治，但均表示无能为力。当天上午，几位重要幕僚被紧急召入，但袁世凯已经无法说话，只能用手势示意。下午3时，袁世凯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傍晚6时，医生们确认他已经失去意识。

整个6月6日的夜晚，北京城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禁卫军加强了对总统府的警戒，同时各个城门也都部署了重兵。一些重要官员开始秘密转移家眷，往来的马车和人力车络绎不绝。

6月6日深夜，袁世凯的病情继续恶化。午夜时分，他的呼吸变得极其微弱。6月7日凌晨4时，在家人和几位亲信的陪伴下，袁世凯停止了呼吸。消息很快传遍北京城，但街面上却异常平静，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当天上午，黎元洪正式宣布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一个新的时代就这样悄然开始。在袁世凯去世后的几天里，北京城的秩序并未出现大的波动，这或许是这位政治家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份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