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探秘：王家范研究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

早在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江南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市镇经济的活跃，受到经济史家的注目，被认为是该地区的经济特色。但是，当深入到准确定位它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它在传统向现代过渡（史学界习称“资本主义萌芽”）方面所具的基本性质时，经济史家在各自的论述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歧异。笔者认为，这里既有许多理论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同时，也需要对明清江南市镇作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以期弄清历史原貌，为进一步讨论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本文打算以明代为重点，兼及清代，从探索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的市镇结构着手，就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以供讨论。

一、市镇的勃兴及其分布密度

关于我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学术界至今还未有定论，本文不拟涉及。但，据接触到的资料，至迟到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其时，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屡屡五府乃至七府连称[1]。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这个经济区当时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到近代才为上海所取代），形成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具备了区域经济基本的内在结构。其中深入河网、密如星斗的市镇，担负着沟通城乡经济的职能，是与市场结构多样化相适应的经济网络的基础。如果没有市镇与都会、与府县治、与其他市镇，以至与全国各地市场之间的多种联系，就不能认为江南经济区的存在是合乎事实的。由此，我认为，市镇对区域经济的形成具有关键的作用。

“镇市”作为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新名词，正式出现于北宋的熙宁、元祐年间，到南宋以后常见于官方文书以及地方志中，成了一个专门用语[2]。江南市镇的渊源同样可以追溯到唐宋以前。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一般可以从两种角度去观察：一是纵向的，即经济实际水平的提高；一是横向的，同一经济水平作面的推开，向落后地区或乡村扩展。由战国秦汉的“都市”，经东晋隋唐的“草市”，发展到宋明的“镇市”，正代表着我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几个发展的界标[3]。从“都市”发展到“镇市”的过程，既典型地反映了商品经济先是集中于城市，而后向乡村伸展的横向进步；同时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逐步克服前期的病态，把自己的基础建筑在农副业经济的发展之上，也包含着纵向的进步。因此具有双重意义的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引起经济史家的极大兴趣也是很自然的。

通观江南市镇的发展，明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以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而论，与唐宋相比较，则明代该地区市镇确实可称“勃兴”。除了该区域的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苏松接近上海的沿海地区以外，近代市镇的基本规模和分布格局，可以说是在明代奠定的。清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乡村集市的数量有明显增加，以及明代的某些市上升为镇。现以具有代表性的湖州府与苏州府为例，列表说明于下。

湖州府宋明清市镇增长情况表

注a 据《元丰九域志》卷五。另据嘉泰《吴兴志》（载《吴兴丛书》卷十谈钥所言），北宋初年，湖州府管镇由元代的二十四所降为十六所，八所已废。到熙宁、元丰年间则又由十六降为六。于此可见，具有经济意义的镇市到宋朝时期尚在逐渐形成过程中。到明代湖州府市镇才基本上完成了由军事职能到经济职能的转变，进入一个新阶段。

b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

c 乾隆《湖州府志》卷十五。

由上表可以看出，湖州府的市镇，宋明间有较大发展，其格局到明万历年间已正式形成，清代无显著发展。其中宋明两代，“市”的缺载，并不表明村落的“草市”、“集市”不存在，而是明代以后，人们观念中的“市”，已是日日贸易，但较“镇”而言，是相对简陋的“小集镇”，所以在有些方志里对“镇”、“市”的界定不是那么稳定（直至民国以前，“镇”始终不是正式的行政名称，仅是一种约定俗成）。这只要看苏州府的情况就明白了。见下表：

苏州府宋明清市镇增长情况表

注a《元丰九域志》卷五。

b 嘉靖《南畿志》卷十二（转引自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

c 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

d 据嘉靖《昆山县志》有镇七、市四。

e 据弘治《常熟县志》有镇五、市十三，嘉靖《常熟县志》有镇六、市十六。

f 据嘉靖《吴江县志》有镇四，市十。据乾隆《震泽县志》卷四，到万历年间则已增至镇七、市十。

g 据弘治《太仓州志》（《汇刻太仓旧志》）有镇三、市十一。

联系上面所说的，像崇明县不可能连普通的“集市”也没有，但其时小集镇、中心市镇尚未出现，表明那时经济还相当落后。由上表看，很明显，清代与明代相比，苏州府的市镇有明显的增加。但其中有以下两个因素应加以考虑：（1）雍正二年由一县析置两县，人为地增加了镇的重复数（两县同辖一镇）；（2）乾隆《苏州府志》对镇市分类的标准比较宽。例如昆山县与近代相对照，其中的吴家桥、杨及泾、上明殿等“镇”实际只够“市”级水平[4]。因此乾隆《苏州府志》所列镇数包含有虚假成分。我们目前掌握的明末情况甚少，但从吴江县的情况推测，除太仓州（包括所领嘉定县及析置的镇洋县、宝山县）外，其余几个县，在康雍乾时期的规模可能与明末差别不甚大[5]。据此可以说，近代江南市镇的规模和布局基本形成于明，对苏州府也大致适用。

明代江南市镇的发展，还有一点给人印象也非常强烈，即从时间看，它们大多数勃兴于成弘至嘉隆万年间。其中苏州府的吴江县最为典型。这要感谢《吴江县志》和《震泽县志》的作者，他们特别敏感到了这一点。现摘录于后：

震泽镇，在七都。元时村镇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

平望镇，在二十四都。明初居民千百家，自弘治以后，居民日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苏州）小枫桥称之。

盛泽镇，在二十都。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为业，始称为市。迄今（乾隆）居民百倍于昔。绫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

黎里镇，在二十三都。宋时号村，至元始成聚落。明成弘间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自隆庆迄今（乾隆），货物贸易如明初，居民更二三倍焉。

吴江县市（即今松陵镇），自县治达于四门内外，元以前无千家之聚。明成弘间居乃至二千余家。方巷开络，栋宇鳞次，百货俱集，通衢市肆，以贸易为业者往来无虚日。嘉隆以来，居民益增，贸易与昔不异。

双杨市，在十一都，去县治西南五十里。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民至三百余家，货物备有，始自成为市。

严墓市，在十七都。明初以村名，时已有邸肆，而居民止百余家，嘉靖间倍之，货物颇多，乃成为市。

檀邱市，在十八都，去县治西南五十里。明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铁冶为业，至嘉靖间数倍于昔，凡铜铁木圬乐艺诸工俱备。

梅堰市，在十九都，去县治西南六十五里。明初以村名，嘉靖年间居民止五百余家，自成市井，乃称为市。

八斥市，在三都。明初居民仅数十家，嘉靖间乃至二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旅，久而居民辐辏，百货并集。

庉村市，在二十七都。明初以村名，有前后二村，嘉靖间始称为市，时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6]

其实这种情况也并非仅见于苏州府吴江县。嘉兴府四大镇亦如此。濮院镇，南宋前仅为一草市，元大德间成为正式市（永乐市）[7]，到万历年间已俨然是“人可万余家”的丝绸重镇[8]。王店镇（梅里），虽成镇于五代，但“西镇居民寥落，至市中始有卖鱼”，万历年间市面扩展到镇西，镇市商业规模始为之大变[9]。王江泾，万历年间开始与濮院匹敌，“多织，收丝缟之利，居者可万余家”，成为三万余人的丝绸重镇[10]。新塍镇的规模，到万历时与濮院也不相上下，“居者可万余家”[11]。湖州府五大镇的情况也极为类似。该府两大丝绸重镇：菱湖和双林，前者成化时尚称“市”[12]，万历时却已成为“万家烟火”的“东南巨都”[13]；后者从元代到明初尚为“户不过数百，口不过千余”的“村落”，成化时人口成倍增长，到嘉靖万历年间已成“庐井千区，于郡城东南称巨镇”，“凫沙寥岸变作沙田花坞，板桥翻为机杼……百货狼藉，走万里之估客”[14]，面貌完全改观。由湖州府与杭州府同辖的塘栖镇，宋元时亦为尚不知名之村落，其兴起则是从正统七年开拓漕河（即今京杭运河塘栖段）、加筑塘岸获转机，到隆庆年间则已“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即上官亦以岩镇目之”[15]。至于历史悠久的古镇南浔与乌镇，在明代中叶都有新的发展。其中乌镇，一说“（嘉靖）人烟辐辏，环带数千家”[16]，一说“（万历）本镇居民近万”[17]，当已是万人以上的大镇无疑。苏州府嘉定县外冈镇，“元时居民尚鲜，至国朝成弘间而生齿日繁众……神宗初年，民益稠密，俗称繁庶。四方之巨贾富驵，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遂称雄镇焉”[18]。由以上概述可知，江南市镇在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确实成勃兴的态势。其勃兴背景容后文再作讨论。

上面主要是从市镇勃兴的数量和时间上去观察明代江南市镇发展的特点。现在我们再从空间分布的角度去考虑，发现在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市镇分布密度之高比较惊人，说明明代该地区市镇已经深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成为城乡经济联系的纽带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桥头堡。

在明代，杭嘉湖与苏松常地区相比，市镇分布的密度，前者明显高于后者。这是因为苏松常地区在清代还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幅度。为着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先选择嘉湖内河航运中心的乌镇，观察一下其四周究竟有多少镇市：东北有檀邱、平望、盛泽、八斥、王江泾；北面有严墓、新城、南浔、震泽、马要；西北有湖州、旧馆、东迁、双林；西面有琏市、菱湖；西南有石门、新市、澉水、洲钱、塘栖；东面和南面则有炉镇、嘉兴、濮院、屠甸、硖石、长安、临平；再包括桐乡、崇德、德清等县城，约在横120公里、纵14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市镇不下三十余个。这种分布密度并不是个别的情况。我们再以嘉兴府新塍镇为例，据镇志载：

东南至嘉兴府城二十七里，东北至王江泾三十里，南至濮院镇二十七里，西南至乌镇二十七里，西北至震泽镇三十六里，至南浔镇四十五里，至严墓（市）七八里，北至盛泽镇三十里，至檀邱（市）二十里，至平望驿四十五里。[19]

我们再进一步观察一下该地区相邻两镇的间距，印象会更加强烈。如湖州府的南浔镇东距吴江县震泽镇、西距本县东迁镇均不过十二里，这是比较短的间距；而多数间距也不过三四十里。如乌镇与南浔镇相距约三十里，与双林镇相隔三十六里。由双菱镇再至菱湖镇大致也三十六里左右。南浔镇至平望镇四十一里，至双林镇则为三十六里。塘栖镇与临平镇相隔二十六里，至新市镇仅十里之遥，距乌镇为三十里，至桐乡县城则更近，大致二十里左右。王店镇（梅里），距嘉兴府二十里，西北至濮院镇二十里，而至硖石镇亦二十里，如此等等。在河网交错的水乡，星罗棋布着如此众多的市镇，这就使得该地区的村落无一例外地卷入了市镇经济之中。若以两镇间距平均三十里计，最远的村落也只需行程约十五里即可上镇，而这个行程正等于木船往返半天的距离，是比较方便的。当然，距离更近约只需费一二小时就可往返一次。因此许多市镇的市面都集中在早市，上午九时至十时即开始冷落。当地人至今还有一个“乡脚”的俗名，它指的就是每一市镇都有范围不等但相对固定的村落与之发生商业联系，其中有些还冲破了行政的区划，显示出经济客观联系和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经济网络的概念。对此，宋明以至清前期的方志作者都未曾加以注意，使我们在作进一步考察时遇到了史料上的困难。只是到了近代，某些方志作者的史识有了突破，意识到市镇的影响范围与镇的行政区划并不是一回事，试图比较准确地描述出镇与附近四乡的联系。这方面的代表有光绪《唐栖志》的作者王同与民国《南浔镇志》的作者周庆云。尽管多数方志没有能提供有关详情，当我们确定了明代市镇的方位，仍然有可能根据现代地理学推算出分布的密度与商业网络的纵深程度，并得出结论：明代江南市镇已密如蛛网，深入到了农村的各个角落。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余地区实属罕见，不能不说是明代江南经济独有的特色。

二、市镇结构和市场网络

在估定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时，有些论者倾向于认为市镇与以往的消费城市在性质上无多大差异。我认为，这种看法至少对明清江南市镇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忽略了江南市镇与农村的纵深联系，从而对这种市镇与城市相异的新的经济特征注意不够。与此相关的是，国内外有些学者在试图寻求明清江南市镇分布模式时，模仿施坚雅“四川模式”，多以府县城为中心，计算市镇与府县城之间的距离，并以此猜测分布模式。我认为，这也同样忽略了江南市镇与城市的异点，与江南市镇形成的历史实际并不相符，不能认为上述种种模式合乎实际。其实，从形成途径说，市镇与城市是很不相同的。城市（都市）是由于政权的力量，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形成的，消费对象主要为贵族阶级；市镇则主要由于经济的原因，即乡村与商品经济联系的扩大，由下而上形成的。固然市镇的消费对象中地主阶级仍占相当比重，但市镇必须与其四周的乡村发生虽然往往是零星的、小额的，但总量却很不小的交易。因此，市镇的形成，不是以府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相反，往往在离府县城比较远，在府县交界接壤的地区率先出现。最典型的莫过于乌镇，近代号称二省（江浙）、三府（苏州、嘉兴、湖州）、七县（吴江、嘉兴、海宁、桐乡、吴兴、崇德、德清）通衢，正处于各县城之间。再如杭州府与湖州府同辖之塘栖镇，离余杭、德清两县城都较远，处于两县接壤区域之间。笔者出生地陈墓镇（今改锦溪镇），已出土墓碑证明镇名起于北宋后期。它就僻处昆山县的极西南隅，几为河网四围的一个孤岛，离县城很远，紧邻青浦县的商榻，与吴江县往来亦密，成为该处水乡四周村落汇聚的大镇，交易的繁荣，昔日曾居昆山县诸镇的“老二”位置。商榻亦为“名镇”（处松江至苏州府水上交通要道），位于该县城的极西端，如此等等，不再赘述。此种情景，自然为施坚雅所难以切身体验到，不应苛责。但这确实说明市镇的产生，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市场交易的需要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而与行政关系却呈现出某种值得注意的疏离。这一点，其实非常紧要，常为施氏的中国信从者所忽略。

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村自然经济，自始就不是全封闭的，与商品经济有着主动、被动的联系。因此，从逻辑推理说，纵横伸向乡村的市场应该也早已有之，惜乎史书留下的记载太少，现在我们一时还难以廓清原貌。但，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明清的江南市镇都起源于原始的乡村集市与草市。“镇”起源极早，原有军事戍所的性质，至少从北宋起，多数或在设镇之前早有“市”的存在，或者立镇之后“市”即随之而起。例如起于军事戍守的乌墩（乌镇），南宋时即有“草市凡四处”[20]。南浔镇，在未立镇之前是名为“南林”的一个农村集市，偏于南隅[21]。濮院镇的前身为御儿草市[22]。塘栖则是从库桥集市勃兴而来的，此处后被称为“东市”[23]。那些丧失经济意义的军镇，基本上也就逐渐被筛汰。湖州府镇数的高—低—高，是很有趣味的。它在北宋之前管镇二十四，到真宗景德年间已废了八所，到熙丰年间又废了十所，仅存六所，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南宋[24]。明万历年间来了个大突破，又上升为二十二镇[25]。这生动地说明了上面说的由军镇逐渐演变成经济意义的镇市的过程。明代，军事性质的巡检寨所与镇有合、有分，其中单设的巡检所就与镇市无关。人们对镇市的观念，从明代方志看，也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原来是“民人屯聚之所谓村，有商贾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现在是“民聚而居、交易其所”谓之“市”，“市大而形胜会焉谓之镇”，“镇”即大的、有重要意义的“市”（现在一般称作“中心城镇”，以区别于“小集镇”。这正好对应于明清的“镇”与“市”。笔者翻阅一些新县志，发现今之编志者往往不加区别，故描述统计陷入混乱）。可见追溯江南的镇市，说它们是村集市、草市的定型，大体不会离谱。

明清江南市镇与乡村的亲缘关系，还可以从市镇的格局上得到印证。江南市镇与水有不解之缘。它往往位于河网平原的某一区域中心或枢纽点上，镇环四流，河流横贯镇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衢，因水成市。市河内农船穿梭往来，直通镇区。许多人都赞美这种格局富有“东方威尼斯”风味。殊不知与其是美学的考虑，毋宁说经济的因素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如果说，镇市与其四周的“乡脚”构成一农村经济网络的小整体，那么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犹如人的血管，靠着它输送血液，保证营养供给。这就决定了镇市的基本格局不能不考虑四乡上镇及上市的便利。而江南人都知道，船是最基本的运输工具，河流是交通大动脉，这两大因素成了构筑江南镇市基本格局的决定性的要素，是很可以理解的。

江南的镇市有大、中、小的区别。其中小市镇居多数，其基本格局是一线形，一河二街，店肆集中于上塘或下塘（也有店肆散布于上、下塘两岸）的某一中心地段，余则疏落为民居。镇店经销的是“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麦面、椒姜、药饵”[26]之类的小额交易，经售对象为镇民及近镇乡民，甚至还通行以米抵钱的习惯，这是乡村日常生活与经济发生的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联系。小市镇起着促进城乡联系的桥梁作用。像这类一河二街，街长一二里的小市镇的格局，从《嘉定县志》看，到明清还为数甚多[27]，至今犹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乡村与商品经济联系的扩大，市镇规模也在发展，于是旧的格局就被突破。明代中叶开始，许多新兴市镇的气派与旧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形与十字形的大中型市镇。如嘉兴府四大镇之一的双林镇，“水自西南来，贯于镇中，一分北条，一分东条……其间有清风桥，当两条分界之额”，像这种丁字口的桥堍，即形成闹市。清风桥闹市明末清初占有两圩之地，“来往交驰，视履相印”[28]。丁字形镇往往就有两至三条设有店肆的市街。十字形的大镇，其典型莫如湖州府南浔镇，浔溪由南流北，运河贯穿东西，将全镇分为四区，相交于通津桥之西，形成十字港。其市街东西长三里，南北长四里半[29]。另一重镇乌青镇，规模也俨若大邑，“（乌镇）市逵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纵同，横半之”[30]。上述大、中型镇市的规模大多始创自明中叶，到明末清初成定局，近代的变化不大，维持数百年之久。大、中型镇市与小镇市场结构也有不同。尽管镇内都有店肆集中的中心段落，但在长度上、店肆密集的程度上，小镇只能算小巫，大的镇甚至有二三个中心段落，而且还有闹市[31]。然而，最不同的是，随着与四乡、外地商品经济联系的扩展，在市梢（为治安计，明清在市梢设有栅栏，故通谓“市栅”）出现了市面，其热闹往往不减于镇内。米行、丝行、桑叶行、棉花庄等多设于市栅。如双林镇“米肆率在四栅之侧，盖因客船、乡船停泊之便”[32]。注意，它是四栅都有市。与此类似的有南浔镇，乾隆以前米市也集中在四栅下塘，后俗呼地名为“米廊下”；丝市明中叶前集中在通津桥。随着市区的扩大，明末清初就移至南栅[33]。为什么将市设于市梢之侧，《双林镇志》说得明白：“盖因客船、乡船停泊之便”，交易额大，载重船驰往镇内就不便了。但是，有意思的是，这里往往还是农贸集市的场所，四乡农民运来农副产品，以物易钱，以钱易物，各得其所，依稀可见当年集市、草市的原始形态。为了招徕乡民、客民，镇商于市梢设酒肆、茶馆。四乡农民“茶寮酒肆，杂坐喧闹”[34]。一遇歉收、荒年，市镇顿时就生意清淡，酒肆、茶馆“门庭冷落”，立即露出窘态。回顾江南市镇格局和市场结构的演变，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它由农村集市、草市到定型为市镇的进化过程，反映出市镇的兴衰与乡村的经济息息相关。

其实，上面我们还只是从外部观察市镇，如果深入到内部经济结构去分析，江南许多市镇之所以在明中叶后会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

在明代，苏松杭嘉湖地区的两大经济作物——蚕桑和草棉的种植，分别对该地区农村经济面貌发生深刻的影响。由于人口和重赋的压力，以及劳动技术、生产经验优势的推动，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在该地区发展迅猛。苏松地区草棉的种植到明代迅速推广，特别在许多不宜种植粮食作物的地区（如嘉定县、青浦县和后来的南汇、川沙）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杭湖地区由于嫁接桑由采叶法改成剪株法，并育成了叶质好、产量高的拳桑，丝的质量与产量大幅度提高[35]。许多地区“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地，必树之以桑”[36]。蚕桑生产具有的技术优势，促使丝织业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丝”与“棉”闯入乡村的经济生活，从两方面推动了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一是四乡农民因副业比重增大，消费购买能力也相应随之提高。正如明王士性所说：“浙十一郡，惟湖最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唐甄在《潜书》中亦说：“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二是使农民日益被卷进了商品经济中，对市镇的依赖大为增加。他们手中的丝、棉以及加工成的绸、绢、棉布交换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市镇。回过来说，市镇“牙行”、“丝行”、“布庄”的发展，也刺激了四乡农民从事商品性的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的积极性，以至到明代后期嘉湖地区出现了“多种田不如多治地”，改良田种桑的现象，到了清初更有自发难遏之势[37]。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明清江南市镇上的丝织业和棉纺织业，但是，这种丝织业和棉纺织业不仅以市镇手工作坊和更多的居民家庭手工业为基地，而且还以广大四乡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强大的后盾。乾隆《震泽县志》有如下一段叙述：

绫之业，宋元以前，惟郡（苏州）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吴江县城）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而后，土人（指四乡农民）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之利（《吴江县志》作“于是盛泽、黄溪四十五里居民，乃尽逐绫之利”）。

正是明中叶以后，震泽、盛泽镇的四乡（四十五里间）家庭丝织手工业蓬勃兴起，给两镇经济输入了新的血液，使之大为振兴，成为名镇、雄镇。濮院镇明代“日产万”，万历后以沈或濮名闻全国，其机户“自镇及乡，北至陡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永新港，皆务于织。货物益多，市利益旺”[38]。双林镇明代“溪左右延袤数十里间，俗皆织绢。于是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焉”；其特色产品包头绢“隆、万以后，机户巧变日出，名目甚繁”，“通用于天下”，而从事这项特色产品生产的“惟本镇及近村乡人为之”[39]。这种以镇为中心、包括近镇四乡组成家庭手工业生产网的情况在苏松的棉纺织业中也是普遍现象。市镇犹如遍立于江南河网上的桥梁，把全国对丝织品、棉织品的需求与市镇及四乡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连接起来，同时也使镇市的商业获得新的膨胀。丝市和棉布市场改变了宋元以来市镇狭小的商业规模，大额交易、成批交易闯进了市镇。嘉湖地区丝市都集中在小满后。南浔镇“小满后丝市最盛，列肆喧闻，衢路拥塞”[40]。双林镇明隆庆年间“四五月间，溪上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41]。到清代，“头蚕丝市、二蚕丝市之大，市日出万金。中秋后客商少，而伙友亦散，谓之冷丝市，然陆续可与次年新丝相接，故曰：买不尽湖丝也”[42]。苏松棉布市场，仅松江、枫泾、朱泾，明代就集中有“数百家布号”，“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43]。嘉定县娄塘镇“虽系弹丸，而所产木棉布匹，倍于他镇，所以客商鳞集，号为花布马头。往来贸易，岁必万金；装载船只，动以百计”，这种情况自明至清，盛况有增无减[44]。市镇的商人也挺起腰，昂首天外，有的成了“巨富”，可以与镇上“名家盛族”互争短长。

明清江南地区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深刻影响还不止于此。丝与棉闯入农村经济生活，就单一地区，往往主要表现为改变了农村家庭的收益结构，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的比重日增，有的甚至发生倒置，蚕、丝或棉布的收益成为主业。但是，就整个江南地区，却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促成了镇与镇、县与县、府与府突破行政区划的经济联系，市场结构呈多样化，从而大大加快了区域市场的形成。《沈氏农书》已为学者广泛注意，被认为是明代经营地主的一例。然而，有一点却尚未引起学者普遍的重视，就是从涟川沈氏的农事《逐月事项》和其他小节中，清楚地看出江南地区农村与市镇的经济联系早已越出行政区划。这里仅将有关内容摘录于后：

正月：至杭州买粪；苏州买糖、烧酒、豆泥，甪直籴。

四月：平望买牛壅，南浔买茧黄。

九月：平望买牛壅。

十月：平望买牛壅，桐乡买枯叶。

十二月：买腊猪油于嘉兴。

这是载于《逐月事项》中的。另外还有：桑剪须在石门镇买，五分一把。平望买猪灰；及城镇买坑灰……苏州卖糟四千斤，约价十二两……长兴籴大麦四十石，约价十二两；六月买太湖大茄……

仅涟川沈氏一地主，其采购活动竟达于杭嘉湖苏四府六县，并不仅限于涟市镇，可见区域市场内部联系的一斑。就江南六府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从镇市上反映出来，更典型的有：

（一）桑市：湖州地区由于缫丝与丝织具有技术优势和特色产品，推动了蚕业的大发展，产生桑叶不足的矛盾，就从桐乡、洞庭贩叶过来，形成桑市。“价随时高下，倏忽悬绝，谚曰：仙人难断叶价”[45]。据万历年间有人记载，太湖中往来船只，在蚕忙的季节，没有一只不是为运桑服务的[46]。新塍镇四乡“无乡不种桑，有余食，江南界中皆仰给焉。每届蚕时，市人争相居奇，价随时变，名曰中市叶”[47]。濮院镇“桑叶行开在四栅近处，以利船出进也。采桑时下乡（谓吴江、震泽两县），乘客船买叶者云集，每日暮如乌鸦野鹭争道而来，顷刻四塞……每日市价三变”[48]。

（二）茧市：这也是由育蚕与缫丝、织绸的区域专业分工所造成的。明黄省曾《蚕经》即说：“看缫之人，南浔为善”，这是因为该地有一套处理生丝的传统手法，注重水质。

明初，南浔的“辑里丝”即名闻远近[49]，后来，南浔百里内通谓之“辑里丝”或称“湖丝”。缫丝业的发达，导致茧的来源不足，因此南浔镇、双林镇乡农“多有往嘉兴地区买茧缫丝的，亦有载茧来鬻者”，形成茧市[50]。

（三）棉花市：明清江南地区蚕桑与植棉的区域分工是相当明显的。“夫蚕桑之地，北不逾松，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51]。植棉区比较广，嘉兴府东部地区也植棉，但主要集中于松江（包括今上海、青浦、奉贤、南汇、川沙）及苏州府（包括今上海之嘉定、崇明县及太仓）东部地区。木棉兴起，该地区乡农就不再“力于桑事，故种桑者少”，“间有饲蚕者，亦不大熟”，地区分工截然分明。但是丝绸为高级衣料，不是一般乡民和百姓所能穿得起，而棉布则比较大众化。因此湖嘉地区虽植棉甚少，却需要买花织布以自给和供应市民，这就形成了苏松棉花出现在嘉湖镇市的现象，俗称“花市”。关于这一点，施国祁《吉贝居暇唱·自序》说得比较明白：“去南浔之东百里而遥，地沿海田之高仰者宜木棉。其乡民大半植此，夏种秋收，采积既多，即捆载而易钱于西贾……（浔市）四乡之人自农桑外，女工尚焉……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女日业于此……市之贾俟新棉出，以钱贸于东之人，委积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门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

（四）米市：江南市镇的米市历史最久，相当长时间是为着供应包括镇民在内消费人口的商品粮，产销范围限于镇四乡之间，即所谓“今夫十家之邑，必有米盐之市”。但从经济作物种植和丝棉织家庭手工业大兴之后，米成为商品之大宗，特别引人注目。棉区和蚕区的缺粮，导致了米的产销越出了镇的范围，甚至越出了区域市场的范围，达于湖广、四川、徐淮[52]、通泰[53]。棉区“（嘉定）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54]。蚕区的崇德县亦如此：“田地相埒，故田收仅足民间八个月之食，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仰给，惟蚕息是赖”[55]。南浔“地狭人稠，本地所出之米，纳粮外不足供本地之食，必赖客米接济”[56]。这种米市也在本区范围内进行。如丝绸重镇“菱湖米仰给新塍。每夏初，湖客不至（新塍），则市上米价骤长”[57]。这是两府县之间。就是一县之间、一镇四乡间也在进行这类米的交易，例如嘉定县的东西乡[58]，菱湖镇的东西乡[59]。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的市镇商民乃至当政者对米价的涨落都十分关切和敏感（入至清初，更有地方大员写“晴雨录”，直接向皇帝报告。见曹寅、李煦呈康熙密折）。

仅以此四项为例，足以说明明中叶江南市镇的勃兴绝非偶然，市镇确实是形成区域市场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样已为大家所熟悉，有些工商市镇还直接与全国各地的市场相沟通，例如嘉湖的生丝远销闽、广，并由当地加工后出口海外。该地区特色丝绸产品在鸦片战争前也主要经由闽、广（泉州、漳州、广州）出口，还远销全国[60]。反映到市镇上，为京广等客商服务的牙行在明代十分活跃。“牙人以招商为业……初至，牙主人丰其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61]。新丝市一开“临衢高揭纸一幅，大书京广丝经行”，盛况空前[62]。苏松的棉在明代即有“衣被天下”之称。三林塘、周浦与松江县城棉布走湖广、江西、两广，远销秦、晋、京边诸路。闽商至太仓收购棉花，成为该地区棉花销售的最大主顾[63]。明末清初太仓诗人吴伟业形容道：“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吊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二八倡家唱歌宿，好花真属富家翁”。[64]因此，明清江南地区，通过镇市这一中间环节，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已经存在着多级层次的市场，区域性的市场网络，以及或疏或密的全国性的市场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传统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一种新气象，为当时先进的江南地区所仅有，值得经济史家进一步研讨。

三、余论

国内外历来都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议论，沸沸扬扬地争执了大半个世纪，连“市镇”这样一个很专门的题目也被牵涉了进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想用一种话语说死，一江浑水越搅越浑。例如市场经济，很早就有；“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态，如商业资本主义、高利贷资本主义，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中古时期就有；在中国，傅筑夫先生倡“战国秦汉资本主义因素”说，就是接韦伯的话题。这里不打算扯远。仅就整个传统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市镇而论，由秦汉魏晋而唐宋，由宋元而明清，也迭经变迁，几度转折，亦非“长期停滞”可以盖死的。种种歧异的产生，史料的缺乏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史学家的眼睛不愿朝下看，太专注于上层、高层，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所幸明清方志、私家著述大为发展，才使我们有可能拨开帝国“食货志”一类的遮蔽，有望一睹农村经济生活的真容。

这篇短文是无法应对如此宏大问题的，何况自己也发表不出有价值的意见。我想就长期来郁积胸间的疑问，发表一些感慨，也许比较明智。

我不懂外文，全凭着读汉译本，得悉西方关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些常识。读后第一个强烈的感觉，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待时日，性急不得。在中国，“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围墙森严，使这一问题长期来缺乏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史”知识背景的支撑，特别对西方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所知甚少，知识的陈旧带来的是观念和研究视域的凝固化。因此，我寄希望于知识结构更为完善的年轻一代，更期盼有更多的人打通中外历史，融通现代社会发生的全部“世界史”，以求新的突破。第二个感觉是，即使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社会学，虽然已经给我们揭指出许多“转型”的指标或指标体系，但他们往往是以西方业已成熟的当今“现代社会”作参照系统，由解析归纳而成的，多多少少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但历史学最难、也最富魅力的，恰恰不在对已经成熟的社会形态的描述（它往往比不上其他社会学科擅长理论概括和思辨），而是对转变中的“过程历史”的揭示（这才是历史学特有的职业优势）。求实才有望求真，微观研究是前提。天下哪能有统一的转型“模式”？试问英、法、美、俄、德等国的“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不也都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吗？深入其内部变化的细节，充分说明：它一切都以具体的国情（包括历史的传统叠压与惯性作用在内）为转移。西方不也是踩着石子一步一步摸索着走，各有各的转变方式？把“现代化模式”说死，正像吉登斯所尖锐批评的，犹如帕森斯“无所不包”的“社会学体系”，到底要异化成“美国模式”的意识形态话语。

像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在传统时代，外部环境对我国传统社会发展影响甚微的情况下，如果发生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按逻辑推理，与依赖海外殖民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布罗代尔称之区域经济的“势能差”造成的能量流向）的英国模式，不可能没有很大的差异。美国更是得天独厚，为“上帝”所特“赐”，只能有一次。当然也可以设问，没有外部环境的“能源”输入，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带来的资本原始积累迅速增长，是不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生“自然性”的“社会转型”（所谓有“内源先发性”的现代化模式，“现代性市场经济”有所谓纯“内源”的发生学类型，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排除这一“问难”，那么，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其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只能是农村和农业经济面貌的改变。我们之所以认为诸如长安、汴梁、临安等都市的繁华多少都具有病态的特征，就因为它们犹如屹立在沙漠上的宝塔，缺乏农村经济正常的发展作为自己坚实的基础。它们主要是靠专制政权以及这种政权强制维持着的畸形分配结构——特权阶级的奢侈高消费支撑，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的看法，可参阅下文“明清江南消费风气历史探测”）。与此不同，在传统社会后期（自北宋起）崛起的江南市镇，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引人注目的变革迹象。尽管这些还不能与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相联系，但无疑是传统社会自身正在向纵深发生变化的信号。因此我个人认为，“市镇”的意义不容忽视，而且，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开掘。

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个由旧质逐渐转变为新质的漫长过程，在欧洲至少也花了三至四个世纪，才进入“产业革命”阶段。其间的“过渡”环节很复杂，新旧杂陈，新的往往先借“旧壳”隐蔽地慢慢慢滋长，最后才如蚕蛹破茧而出。因此，这也给明清江南市镇历史价值定位带来了困难和争议。例如过高地估计它们的历史价值，处处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看来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重要标志的手工作坊，在明清江南市镇实际寥若晨星（严格按《资本论》所说的，一个也没有），城镇和四乡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却如汪洋大海。更不论其他的社会条件。但似乎也不能因为它们带有种种传统特征而全盘否定其历史价值。从《欧洲经济史》（奇波拉）、《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汤普逊）、《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布罗代尔）等书所详细提供的“过程”情节来看，即使是比较典型的英法资本主义的发生史，也告诉我们：独立小农经济的发展，曾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之一；家庭手工业也不是不能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联结；早期企业也普遍实行家族式的管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力量也并不是在原有旧城市，而是在新兴的市镇的温床上滋生起来的，如此等等。这都颇发人深思。由此联想，明清江南市镇，如果没有政治方面、制度方面的障碍，如果没有专制主义体制的摧残、压抑，也许有望率先出现转机。自然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假设。因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并未真正发生过标志“社会转型”的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是不是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可能是一道“智力测验”的难题。但它毕竟没有发生，因此很可能也是一道永远解不了的难题。很像一个富有天智的孩子，童年时即就死去，他的爸爸妈妈会遐想，如果他活到成年，一定会……我们都会冷静地说，这没有意义，但我们中谁也不会忍心去剥夺他们遐想的那份感情。是不是？

要阐明江南市镇的意义，还需要从史实方面作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例如研究江南市镇的人口结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特别是近代以来发生的新变迁，从中可能窥见具有个性的传统中国特有的城市化趋势。再如市镇的勃兴所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也值得探索。明清江南知识分子政治上、思想上的活跃，党社活动的兴起，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产生和他们富有进步意义的思想火花，与市镇的勃兴有没有关系？我们从方志上看到江南市镇读书风气极盛，科举狭窄的通道把其中绝大多数人挤出门外，但他们往往虽与政治有隔，却笔耕不辍，写下了许多文论，其中不乏新意，是不是可以发掘？我当年在吴江县图书馆读过明清当地人留下的文章，很有新意，可惜没有来得及抄录，现今已失而不能复得了。笔者诚挚地期盼同好从市镇的角度，为传统社会全局性的研究开拓新局面。

来源：《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