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召开。

在这一场会议上，基于需要更强有力的耳目来监视、防范政治对手，以及强化对日战争情报系统的实际需要，蒋介石作出了大力扩充特务组织的决定。

戴笠的“军统局”正式挂牌。

至此，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组建形成完毕。“军统”更是在戴笠的带领下，在以后的十年内得到了急剧的发展，很快便超越了“中统”，成为了国民党的特务主体。

“军统”一定程度上称得上是戴笠的一言堂。

为了更好地管理其下的大小特务，戴笠制定了家规“六不准”，在“军统”内部引起怨声载道。

男女小特务为了约会不被发现，只能趁夜钻进防空洞。

说好了不能贪污受贿，戴笠却率先打破原则，在一人献上有补肾功效的一千斤蛏干后，将其越级提拔。

所谓的“六不准”家规到最后只成了笑话。

戴笠奠定“军统局”第一人的心计

1938年，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决议将原军统局第二处独立出来，扩充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宣布该局完全以戴笠系统的人马为基础，职能侧重于对外抗战，使其完全公开化、正规化。

这也是戴笠的“军统局”正式挂牌的标志。

少有人注意到的是，戴笠从头到尾都没有坐上过“军统局”局长的位置。

这是一个授中将衔的职务，一直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担任。一开始是贺耀祖，后来是林蔚和钱大钧。

他们无一不是蒋介石的耳目，代表蒋介石而在“军统局”中挂名。

这样的局面却是戴笠亲自所求。

原来，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取信于蒋介石，戴笠早在得知蒋介石有意大力扩充特务组织。

在“中统”之外再组建一个“军统”并派他领导的时候，就赶紧给蒋介石“上书”，表示自己不管是在学识、治理、名望还是功勋上都不够担任局长这一重要职务，希望“校长”能够另外委任能人，自己也一定会倾尽全力从旁辅助。

戴笠并非真的想要让权，相反，这是他以退为进的招数。

他深知蒋介石的秉性，知晓只有这么做才能得到蒋介石更大的赏识，不至于当了局长却失了信任，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

戴笠的做法的确发挥了他预想中的“功效”。他退一步当上了“军统局”的副局长，不谋其名却谋其实，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可以越过挂名的局长主持“军统局”工作，实际掌握了军统局的全权，成为了“军统局”的最高领导人。

整个“军统局”内部不知局长只知戴笠，戴笠也被称作“戴老板”。

更难得的是，蒋介石知晓了戴笠的“忠心”，再看看竭力争夺“中统”局长一职、暴露出强大野心的徐恩曾，就更觉得戴笠可信，之后也更重“军统”而非“中统”。

这是“军统局”能在十年间得到了急剧发展，很快超越“中统”的重要原因，也是戴笠用计的最终目标。

戴笠并非没有野心，相反，他是一个权欲野心极大的人，只是和徐恩曾相比，他把野心藏得更深。

他如此作为，就是想踩着徐恩曾，踩着“中统”，让自己和“军统”更得到蒋介石的信重。待“军统局”成为国民党特务主体，他作为“军统局”的第一人，也就掌握远比一局之长更大的权势和话语权。

戴笠懂得蒋介石的秉性，会看人眼色，和他的性格、经历有关。

戴笠和蒋介石是同乡，年龄相差约为10岁，又都是早早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其实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他们早年的境遇却如同天壤之别。

蒋介石19岁东渡日本求学，20岁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21岁加入同盟会，22岁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35岁因救援孙中山有功，深得孙中山器重，几年内在党内军中的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迎娶了孙中山的小姨子、宋家三女宋美龄。

不提他的品性和能力，他的仕途发展从整体上看是比较顺利。

戴笠则不同。他早年的发展要坎坷得多。

原来，因家境贫寒，也有心挣一个前程，在20多岁时，戴笠也曾外出当兵，换来的结果却是流落宁波、衣食无靠，甚至没有回家的路费，就在他差点当上乞丐的时候，他的老母亲苦苦找寻而来，他才终于被带回了家里，保住了性命。

回家后，戴笠因母亲阻拦，再没了出远门的机会，一直到将近而立之年都一事无成。

1926年，29岁的戴笠从毛人凤处听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信息，还是决定离家南下广州，去投考黄埔军校。

妻子毛秀丛帮他打掩护，骗过家中的老母亲，趁夜送他出门，还赠予了他一根金簪，充作他南下的路费和生活费。

戴笠的患难之交柴鹿鸣也“接棒”继续助戴笠连夜“奔逃”，踏上南下的路途，让他没有错失改变命运的机会。

可以说，当时29岁的戴笠已没有了“回头路”。他是抱着“不在广州闯出点‘颜色’来，就无颜返乡见老友、见家人”的心情，发誓一定会功成名就，衣锦还乡。

也因此，当他在广州得见年长他10岁的老乡、当时已经是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时，他甘愿一再放低姿态，只求得到蒋介石的拉拔。

他的决心之强烈，可从1936年的一个表现窥见。

那时，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蒋介石被扣押。因为职业特殊性而臭名昭著的戴笠深知此行危险重重，还是主动放弃坐镇南京，冒险前去西安营救蒋介石。

他是为了表和蒋介石共生死的决心，赌自己能用此举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事实也是如此，戴笠通过这一冒险之举得到了极大的实惠，时隔多年，蒋介石还常常在众人面前夸赞戴笠的忠诚。

也是经此一事，戴笠更摸准了蒋介石的脉，知晓应该如何和这样的上级打交道。

形同虚设的“六不准”家规

戴笠越过挂名的局长，成为实际掌握“军统局”全权的最高领导，也就有权制定“军统局”的要求和标准，对军统内部实现严密控制。

1940年，为加强“军统局”内部管理，戴笠出台了“六不准”家规。

这里的“六不准”指的就是不准擅自脱离组织，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不准自由向外活动，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不准随意回家外宿。

这听着没有多大毛病，似乎还有利于对外抗战？实际上，这“六不准”家规从制定时就有私心，真正执行时更是形同虚设，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指出戴笠在制定“六不准”家规时“饱含私心”的人是黄永康，他当时在“军统局”本部的人事处任职，职务是行政科长。

黄永康举了实际的例子。他表示，戴笠要求“军统局”大小特务都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其实是因为当时他的身边并没有家属相伴，所以也看不得其他人有娇妻在怀。

原来，戴笠的原配妻子毛秀丛已在戴笠下达“六不准”家规的前一年，也即1939年因病离家。戴笠以宋美龄为“范本”，想要找一个“美丽高贵、从容优雅、精通外语、礼数周全，既能全了丈夫脸面，又能给丈夫带来财富和人脉”的新妻子而不得，也就更加恼怒于夫妻恩爱的家庭。

黄永康用了一种极不客气的措辞来表达对戴笠的不满，称戴笠是“出于一种病态的心理”才会如此要求。

事实上，除黄永康外，当时“军统局”的大小特务都对戴笠十分不满，却碍于其权势，即便怨气冲天也不敢当着他的面声张。

那时，许多中下级特务都不得不按照戴笠的要求将家属送走。

有人还想等“风声”过来再把家属接回，设法将家属安置在重庆周边，戴笠得知后，在1940年至1945年，凭借“不准结婚”这一条家规，将大约200余对男女军统特务以“违法禁婚令”关了禁闭。其中大多数人一直到抗战结束后才被陆续释放。

戴笠“杀鸡儆猴”，让“军统局”内有私情的大小特务战战兢兢。

但许多男女年轻特务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情愫，只能到深夜钻进防空洞幽会，期间发生了诸多两性问题，弄得丑态百出。

黄永康表示，戴笠更是“严以待人，宽以待己”的典型代表，制定“不准贪污贿赂”的人是他，收受贿赂、默许买官的人也是他。

原来，1942年，黄永康陪同戴笠南下福建南平视察，戴笠看重了一种很肥大的海味蛏干，认定这是一种滋阴补肾的“良药”，遂直接找到福建水上警察局局长余钟民，要他负责采购一千斤蛏干。

福建站副站长陈达元得知消息，立马揽过了“献宝”的活计。在他将一千斤蛏干献给戴笠后，戴笠亲自将他调升为军统局闽南站的站长。

戴笠开了一个头，所谓“不贪污不贿赂”的规定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于是，“军统局”的风气也就没有因为“六不准”家规的出台有任何的好转。

参考文献：

马振犊. 特务政治,揭开民国最黑暗的一面(一) [J]. 档案春秋, 2011, (05): 48-55.

游国立，席晓勤. 《戴笠全传 下》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