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的隐秘故事：一次腿部的微妙触碰

那把钢剪“嚓”地一声，把我手中运行的凭证象穿耳环的耳朵一样扎出一个小小的孔，我的历史、我的人生以及我用小提琴、书籍、二十岁就拥有的四年工龄所兑换的全部命运的赌注，就留下一串永远难以弥合的记忆和超负荷的神奇、荒诞、贫瘠、富有和残缺了。

我只知道这个始发站是重庆，站台上就站着我眼泪汪汪的姑母。而山的那边，渠县，家乡，无数双眼睛正在一片迷雾中。

这趟车是148次--没想我后来的落脚点，也正好是天山北麓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一个编号为“148团”的屯垦营垒。命运是什么，是云，是流水，是笼罩时就永远虚幻一旦揭开又恍然大悟的真实雾幔，是噩梦和水藻，是草履虫，是神秘的海鲸发出的歌唱，是一切。

说独自一人西闯阳关显然是不准确的，身边就坐着我的同伴姜大哥。

他生就一副小老头相,脸上的胡桃满是皱褶。没想他竟是一把弄潮劈浪的好手，经常下合川的前架长，并且还是个共产党员。

不知是哪回招风惹蝶翻了船，搞出了些风流韵事，待不住了，也就来个“脱党外逃”。

“哎，老弟,女人这玩艺儿害死人哪!”仿佛都是要到月球上去的人了，过去的秘密都不再是秘密。而他的女人“祸水论”，又仿佛正好与弗洛伊德的“原欲”之说同具功效，成了反向的“潜动力”。

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二十多天前我到一个叫流溪的集镇去赶场，倒是有个算命的瞎子把我叫住:“喂，老弟，你不妙哇，你要走走才有出路!”

我问上哪儿，他说西方。为什么我要到“西方”，他说不出，也不愿说出。其实他是认识我的。这是一个既非作奸又非犯科然而比作奸犯科更严重的现实。

连我们村那个团支部书记(转弯抹角算我的晚辈)，平常不断要求我们“加强改造”，一天没人的时候也悄悄对我说:“你到底咋办?模叔(我那时叫杨模-作者注)，你得想个办法呀!”杨模已经走投无路了，似乎已成了村头上那谁也不特别留意，谁也都觉得它存在了几千年的一块石头。

可是昨天在鹅岭公园照离别相，我竟站在一座高大的石碑前，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阵亡的苏联军官司托尔夫的陵墓，这就显然是不祥之兆。

车轮的声音并不闷郁，好奇和新鲜足可以抵挡一阵一个第一次坐火车的人的天大的悲苦。一个白天，成都就到了。

广播在说杜甫草堂，我突然想起听谁说过，那个姓杜的老头就流落长街卖过草药，我倒觉得很有趣。再报新都，我却突然低下头来。

小时候就听我一个当中医的老二叔说，我们的原籍就是新都的，并且是那个了不起的文学家杨升庵的多少代子孙。

那是在一次文朋诗友吹牛的时候，我正读了《四川文艺》“粉墨锦绣”中一篇《杨慎与黄娥》的文章，左一个“杨慎”，右一个“黄娥”，老二叔蓦地勃然大怒:“混帐!杨慎黄娥都是你叫的吗?那是你祖宗!”说完还指给我一块墓碑:

吾族邑大姓也谱牒无稽本支则启自铭球祖以明通榜进士出身任湖广省荆州府松滋县知县有惠政三楚甘棠遗额载入志乘清初解组归田立室于兹……代传十二历近三百屋宇依然田园如故且不乏文人……祖墓在乾隆三十六年曾经重建然风雨剥蚀字漫灭不可卒读唯存碑首派衍宏农系出升庵云云升庵明末状元宰相延和子祖世相接新都籍实录也……

都怪这股迷魂汤，把我灌得晕晕乎乎，好象我自己就是嫡传的文人了。

不过那个杨升庵，极言直谏，耿耿忠思，反而得罪了皇老二,屁股上挨了一通“廷杖”,充军云南;而我今日有幸赢得“盲流”西北，也算有一线之缘了。

姜大哥显得很平静，不住在那里抽烟、喝水。我见他写过一回信，说他一“裤”(辈)子不撑船了，别字连篇，字迹歪扭，顶多是个半文盲。

但他“裤子”贴内胯的地方鼓凸而出，一定装了许多的钱，除了想到“女人”的事情多少有点惴惴之外，对未来的长途倒是比我镇静得多。

他见我全部行李几乎都是书籍之类，很是愤怒:“背那些做啥子!”

说来也是，这些是没有用处的。要是到了需要变卖才能活命的时候，他随便一条呢子裤也要比我多活几天。离家前我打点行装，就自嘲过了:

三月十三日，整理藏书，偶见蛀虫，戏作。字里爬动行间行，点横直撇都咬尽。堪笑啃书破百卷，

落得有目不识丁。

现在想来，应该改成“落得不名一分文”。

车过宝鸡，这才名副其实地向西。一大群从宝鸡上车的人，更增添了西去的悲壮气息。

原先车上人们的动向，这时也逐渐明晰起来--如果说都从成渝北上，还有可能是上伟大首都的荣耀，这时就容易与落魄、倒霉乃至某种程度的耻辱联系起来了。

这是一个奇怪的年代，走新疆，就如早年的“走西口”，形成了一股民间潮流--叫人听到咸丰年间那“玉莲妹”撕肝裂肺的歌唱:“哥哥你走西口哇/小妹妹也难留/止不住的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

但这回流的多属“潜流”，在这车上不见真人也不说真话，即使大家都心照不宣，也堂而皇之“探亲去”。

唯有这些四川人的标志太明显，背兕，箩筐，一看就知道都是一些“太春哥”。

特别是那些乡下人，精心收拾仍旧掩不住邋遢和慌乱，有的把扁担横在手中，有的把老母鸡硬塞在背兕的最底层，篾条缝里漏出鸡屎，乘务员大骂，乘警也象发现了敌情一样威厉。一些非“盲流”型的人物，或出差的，或是有某种身份的人，则在一旁冷眼乜斜，仿佛优越的白色人种俯视着一群印第安人。尤其使我吃惊的是，这个车厢四川人几乎占了一大半。锦绣天府正以它的无可奈何输送着它廉价的儿女。

我依旧坐在靠窗的位置，走道的战乱还未直接危及到我。窗外尚无更大的变化，只是黄土开始裸露，渭河水流始觉浑沌。

正面坐着一位姑娘，她是重庆上车的，两天来一直沉默无语。她很白净，架着一副度数不高的近视眼镜，脸型显得过分地圆。胸前还截着一枚徽章:“重庆大学”。

她也是“走西口”的吗?我很纳闷。我漫不经心望了望她，她的目光与我相碰，似乎有些抱歉地一笑。

抱歉什么?我们欠了谁的什么?你不是还有校徽吗?而我是连个学生证都没有的。我心里想。

渠县的那个三汇中学，倒曾经是我的母校。当然那是个“幼稚园”。

但母亲和阿姨有时也会待孩子。1958年，我才十四岁。一个晚上，历史老师上了吊，一个白天自然教员低了头，这些我都还算晓得。

艾青是哪个,我就从来没搞清楚。既然他当了大坏蛋,书中又印他的课文干啥?印了就印了，临到上课又要砍掉，你叫我嘴里怎么说?我不就说了句三岁娃娃都会说的话吗?勒令退学!我连“勒令”那个“勒”字都还是查了字典才弄明白的。记起来了，校长向我宣布之后，我还向他恭恭敬敬行了个礼。真奇耻大辱!

校徽总是一种光荣，不然对面这位姑娘怎么在此时还戴着呢。我当初的同学，当初那些自命不凡的弃儿们，不都是为了这块校徽吃了更大的苦头吗?

明明他们母亲的子宫就注定了他们不属于戴这个校徽的阶级，他们偏要弄什么社团，又是复习，又是准备，还要办什么自学刊物，结果出了五个划时代的十六七岁的年轻“右派”。世训、在华……我的这些比我年长也比我更惨的朋友呵!幸有这帮朋友护佑，没有把我这小老弟也拉进去，使我今日还有“外逃”的一丝可能……

就站在这个巴河、州河、渠江三水汇合处的三汇镇的石栏外吧，河的那边就是母校，身后是我们多少次攀玩的文峰塔。“前途珍重……”至今记得江涛中的一串颤音。世训帮我卖了提琴，塞给我一把远远超过提琴的钱。

“那本书我看看行吗?”

对面戴眼镜的女大学生开口说话了。她指着我身边帆布袋中露出的一本王力的《汉语诗律学》。

我看了她一眼，取出，给她。广播在说兰州不远了。窗外的渭河早已消失，这已经是陇西之地。

甘肃,甘肃，干得这么令人肃然。深褐色的一片黄土，砾石参半。荒草时见:枯树茕子，惨白的碱花象老牛背上成片的汗溃，坦露着被遗弃的凌辱。

半天才见到一个村子，且都是一些“半边房”，壁立的墙面刀砍斧切，与风刀杰作的断崖无异。几个黄凄凄的人影出没在昏黄的土层中，仿佛是一群移动的陶俑。

一位老者笼着袖子蜷曲在他的屋檐下，打量着这个飞驰的怪物。

女大学生自从有了那本书，再也没有抬起头来。记起来了，这本书是西南师院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朋友(罗先斌，他为我的一篇小说写过评论)寄给我的，我已经用了它四年了。

本来自我受“勒”还乡，再也没有什么奢望，我栽秧，我戽水，我已经成了妇女队中一个男性的见习社员，赤脚挽裤、袒胸露乳的各种大嫂二嫂们，把我当作“小把戏”要，有时甚至把我按在田埂上，把硕大的奶子往嘴里塞，说我“还没到断奶的年纪”，就要想当“社员”了。

没想那时，我随一大帮大哥二哥们上山挑炭，路过区上的临巴镇，竟然看到街头一个黑板报上登着几句顺口溜，作者为“杨模”，写着转自某月某日《渠县报》。

我不知它是怎么弄到报上去的(也许有个暗中的人物，多年查找也未找到)，我只记得那还是在受“勒”前于学校时写的。但它却把我从妇女队中那些奶子的崇山峻岭下拉到另一个自觉高雅的天地中。

从此误入歧途了，我买书，我找些书读，甚至以为我已经可以写“诗”了，到处投稿。最大的收获却是得到了一位朋友，一日三次为我送退稿的乡邮员。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把我称作“小叔叔”的杨吉庆。但他是个“贫下中农”，且是个团员，暖昧中也不免掺杂几分怯虑。

只是他一次胃穿孔，诺大的县城竟找不到一滴救命的血液。我冒着四十里雨路赶到，以我卑微但不乏潮红的O型血，拯救了他放大的瞳孔。从此吉庆视我为骨肉，甚至成了我最得力的“通讯员”。

--现在我要离你而去了，好朋友，这事也不能瞒着你。行前一个阴雨的夜晚，我偷偷穿过一片竹林，从他家的后门窜人。那条黄狗汪汪地叫。

吉庆很平静，他的老爹，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却满面沮丧:“模老弟，自古人不离乡呀!”他用天麻炖了鱼头为我饿行。半夜过了，下起大雨，吉庆的老爹硬要儿子送我出村。吉庆送了我二十多里，过大溪口，穿临巴镇，直到小宝寨外的大道。真也可谓长亭短亭!

有一缕目光很奇异，似乎总在诡谲地看我。那是坐在女大学生旁边的一个中年女人。

也许是我身上这件黑短大衣多少有些神秘色彩(这是我唯一一次超过二十块的稿费所买)-流浪而又穿着大衣，自然有些古怪了。

但她也怪，徐娘半老还一头烫发。不过说句公道话，她的脸盘长得很周正。也许她就是从宝鸡上车的那群人中的一个吧?

“我哪个见你不喝水?”她说话了，语间似有体恤的味道。其实我并不是没有喝水，她的发问显然是想找个话头说说话。

没有心思。窗外是越来越荒凉了。酒泉已过，嘉峪关和那截半断不断的长城，也象一条逃命的蜥蜴，干脆甩掉它的尾巴，任它血淋淋摆在那里。

自上车以来第三轮太阳又落下去，车轮象辗在一张脱光了毛的驴皮上。驴皮太宽，车子怎么也开不出去，开不出去。

自离家算起，这已是第十二天了吧，我的乡下的母亲如何?一定在找她麻烦了。我也是打着探亲的幌子到重庆的，而且向那位与我同院我叫“王哥”的支部书记请过假。

那是个阴阳怪气的人，他是个党员，却又把一个地主家的神龛的木牌安放在他的床头前，说是“风水”;说他没有阶级觉悟，他又是恨我最彻底的。以后的麻烦八成要出在他的身上。

倒是另外有一个书记,我对不起他。他是比那个王书记还要大一圈儿的书记:公社党委分管文卫的副书记，李清泉。

他常到我的学校来--自从我写了几首诗后，我就到公社小学教书了--清泉走进我的房间，就是看到这部《汉语诗律学》，翻了翻，回头又看看我正在赶抄一本《文学概论》讲义，问我何以一定要抄。

我说我正在读函授，这是一位在川大上学的昔日同学(叫周茂志)借给我的，限期归还。他似乎很感动，从此来校必来我处。原来他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甚至把他写的诗也给我看。

公社离学校并不很远，几乎每天晚饭之后他都要穿过一片柏林，漫步到学校来和我聊聊。他甚至还到我那个似乎有梅毒、绝不会有任何一个党政人物出没的危险家庭去，坐在床头“锯”我的二胡，惊得王书记隔着窗户远远地看。

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加上吉庆和另一位朋友(大概吉庆受了我传染，后来也写起诗来了)，我们还把我们在报上发表的作品油印成一册《学步集》，事情当然就发生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比李书记更高的一位区委书记问。

“几个爱好者练习练习。”李书记答道。“不是其中也有你吗，阶级立场到哪去了?”“我看没啥，都是歌颂农村大好形势的嘛。”“但是那个杨模怎么能教书呢?!”

当然我就不能教书了。岂止不能再教书，简直犯了弥天大罪。自然更加不能投稿，每投一处便有一函追踪而去:“此人有问题。”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我要走了，可惜我独独不敢告诉清泉。尽管我相信他知道了也不定会拦我，但他会惶恐。然而我还想见见他。

行前的下午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见他在那里打电话。我望着他，望着他那敦厚的背影，心里默念着一句话:“我要走了，好朋友!”

我怕他打完电话要跟我说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本来可以告诉的契机我竟没有告诉他，而更会觉得对不起他，没等他打完，我就慌忙逃离出来。我甚至已经隐约感到，我的罪恶最终要落在他的头上，因为他手里管着章子，人们一定会说是他把我“放”跑的。

别怪我，朋友!我会永远记得你。

我的一去不再复返，等你看到你常“锯”的那把二胡已经挂在吉庆的墙上，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大约那位烫发女人发现了我脸上的暗色，借着姜大哥解手的机会一屁股坐到我的身边。她小声问:“小老弟，也是到新疆找工作的?”

我木纳纳地点了点头。

“没关系，我可以帮你。”

谁跟你说过“有关系”?莫名其妙!不知因何，我有些厌烦。我素来讨厌别人的怜悯，也讨厌过于自作多情。

她却自我介绍起来，说她姓何，名顺芳，长江之畔江安人氏。丈夫好象在一个什么运动中死去了，她这就是要到天山之南一个什么地方去嫁人的。

从她的语间仿佛得知，她的佳婿是一个刑满就业的人。我这才细细打量这个何顺芳，确实她模样很不坏，五短身材，明丽娟秀，虽年过三旬，仍不失江南楚楚风韵。这将是四川对塞外荒野的又一奉献。

那边就坐着两个男人，五十多岁，眼多血丝，说他们是“兵团”的。一身黄衣裤穿得别扭而格外拘谨，即使在这旅途中，也还留着某种自甘凄凉的烙印。

何顺芳又贴着我的耳朵说:“肯定也是新生人员!”语间还有点亲昵的味道。

当我坚信了我的判断，并且想象着如此一个何顺芳，就是要去嫁给类如这样的“新生人员”时，我突然对她那一头烫发涌起一阵莫名的酸楚。

有人在打架，一只鞋飞到茶几上。那女大学生惊叫了一声。何顺芳则迅疾站起:“何必嘛，何必嘛，都是在外谋生的人。”战场中一位高大武士，气宇轩昂，叽哩呱啦又说又比，但是谁也听不懂。何顺芳说他是一个湖南人。

实在烦闷，目光权且逃到窗外去避难。这里显然已进入新疆，长长、长长的河西走廊已把人们送到月球洼地上。

再也看不到一棵树，一根草，甚至一座小土屋。这里也有人迹吗?能够支撑生命吗?

偶见几只老绵羊在啃什么，怀疑只能啃石头籽儿。似有路径，如丝如缕，断续伸到天的尽头。疲惫的眼睛被无边无缘的戈壁锉痛，忍不住多看又收回来。

姜大哥解手不再归来，他已留在另一个车厢。这位叫人说不出味道的何顺芳，就严严实实坐在我的身边了。

她甚至知道了我的名字(显然是从女学生手中那本书上瞟来的)，加之我身上也许有一股并非坏人的什么气味儿，她便越发亲近起来。

她说她也是读书人,还教过书。看得出来,她老于世故，又不乏善良，属于热心到近于多事的那一类。

她时而瞟正对面的女大学生，时而对我诡秘地笑笑。在她心中，仿佛旅途中常见的某种美好际遇就要发生在眼前了。她似乎很愿充当某种“中介人”。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

她只是微微叹了叹气，又一下贴近我的耳朵:“那姑娘，八成也是有什么委屈，要不分明是个大学生，咋还要流到新疆去呢。”她又开始怜悯她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应该怜见她。

四天四夜，我们就这样和平相处。女大学生只是读书，除了吃饭几乎永远不抬起头来。

何顺芳则不断找些话来说，不断提醒我多喝水，说是不喝水最后解大便会解不出来。

过了哈密，最后一夜，大家都觉得很是困乏，或者要准备迎接更大的颠簸和灾难，都横七竖八躺下养神。

那女大学生轻轻碰碰我的腿，示意我可以把脚伸到对面她的座位上去。

女大学生是个谜。一如我们相互都是一个谜。

乌鲁木齐终于到了，大家在一阵冷风中醒来。离家时家乡已快插秧，这里还是一片残雪。

又是离别。一路都在离别中过，眼前的这个浑沌相逢后的离别却更加真实。

何顺芳留下了她的地址，让我有危急向她呼救。她送给我一双“江安竹筷”，还往我口袋里塞钱。她说她的目标快到了，钱已没有更多用处，反正到时花“他”的。

“你信得过我，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大姐姐吧。”她居然噙着一滴泪。叽哩呱啦的湖南人，第一个蹿下车厢去。

那两个“兵团的”一声不响走到我身边，拍拍我肩膀。记得什么也没有说。但那大手拍击的重量，分明有许多言外之言。这是语言，这是一种只有亲身历经之后才会完全懂得的语言，而我现在还在语言的躯壳之外。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那女大学生突然提出要借走我的书，要我把地址写给她。

“相信吗?”她看着我。

信任是一种人类的美德，我怎么能不相信呢。

我写给她一个临时地址。

她没有地址，只先写给我一个名宇:x淑筠。---好一笔娟秀伶俐的行书!

走出车站，乌鲁木齐以它的鹰鼻、黑亮的马靴、嘈杂、腥膻及一切传说中的浪漫和你也将被后人传说而现在仅有的切实的惊悸，无情淹没并且搅拌一星远方飘来的游尘。

这是公元1964年4月5日。

文/杨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