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聪明：宋钞研究的新篇章——“行在会子库”钞版辨伪探讨深度解析

《中国钱币》2023年第3期刊发拙文《“千斯仓”宋代钞版辨伪》，指出“千斯仓”版标示货币面额的“七百七十陌”的说法不符合宋代货币的正规说法。“七百七十陌”这种非正式的说法，在宋代文献中极少出现，在特定语境下，它指的是七百七十文足为一贯的陌制，不可能出现在官方纸币上。领悟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需要熟悉宋代文献，对宋代货币制度有透彻的理解，不能仅据文献中的片言只语来下结论。从考据和逻辑的角度来说，钞版这样严肃的官方货币上出现不正式、非标准的货币标示，即可判其为伪。

本刊2024年第1期又刊发了冯乃川《“千斯仓”钞版的出现与流向》，冯文梳理了“千斯仓”版的记载和流传情况，补充了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信息，特别重要的是落实了钞版的最终归宿是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作者认为“千斯仓”钞版是迄今为止所见世存最早的钞版实物，意义重大。

《中国钱币》2023年第4期刊出了杨君、张安昊《“千斯仓”版、“行在会子库”版考辨》（下文简称《考辨》）一文。文章认为两块钞版均为南宋十八界会子的组合印版，作者提出的新的理由是宋人李曾伯《救蜀楮密奏》中有“京会指挥有除四川行用之文”一语，与“千斯仓”版中“除四川外”一语相合。另一个就是作者认为“行在会子库”版底部图案为“凤凰灵芝图”，其中的凤凰图与宋《营造法式》中的凤凰图如出一辙，此“行在会子库”版就是南宋十八界会子“芝楮”。在笔者看来，这两个理由并不充分，值得商榷。第一，存心作伪，并非向壁虚造，宋代会子在四川外流通，史书明载，“千斯仓”版上出现这样的文字并不奇怪。第二，“行在会子库”版下部的图为线图，究为何物，恐怕人言人殊，见人见智，恐怕完全取决于观察者的想像力。因此，《考辨》的立论还缺乏坚实的论据。尽管如此，作者对于两块钞版的细微观察，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它们提供了有益的信息。《考辨》作者指出了两块钞版文字和物理特征上的高度一致性，以及流传信息上的高度相关性。其一，两版文字风格一致，“文字结体和笔划稍显稚拙”，“古代雕版（铸造铜版之前须雕刻母版）皆为手工，风格随写手和匠人而异，两版主要文字风格一致绝不仅是巧合。”其二，两版制作特征一致。根据千斯仓版的拓片和行在会子库版高清照片比对，尤其是其背部、侧面图片信息比对，发现两版背部有制作过程中出现的平行的横刮痕和垂直的竖刮痕，侧面都呈现底小面大的等腰梯形特征，显示出两版形态、制作特征的一致性。对此，笔者十分认同。联系到两版最初流传信息的相关性，都指向二十世纪初北京琉璃厂文物商人尊古斋黄浚。这些都充分说明一点，即两块钞版一伪俱伪。

事实上，多年来对于宋代钞版辨伪质疑者不少，对于“千斯仓”版（图1）质疑的观点拙文已经列举。对于“行在会子库”版（图2）的质疑者也不少，如刘森《宋金纸币史》、周祥《中国古代纸钞》都对“大一贯文省”“行在会子库”的名称提出质疑。对于“行在会子库”的版式，周祥提出“在会子钞版上应事先保留有属于面值，官押和字号填写的空间”等等。这些质疑似乎未能引起论者的足够重视，并没有作正面回应。

图1

图2

学术贵在争鸣，事实不辨不明。客观地讲，对宋代钞版的研究尽管数量不少，但是实际上并不深入。中国古代纸币始于北宋，发展于南宋，继之以金元，研究宋代钞版并非无迹可循，孤立地围绕两块所谓宋代钞版做文章只会陷于盲人摸象的困境。对待两块宋代钞版，须持孔夫子“子绝四”的态度，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女真金朝在进入中原后，受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大力吸纳具有深厚文化修养、通晓中原典章制度的汉族精英加入统治集团，很快全面接受了中原先进文化，也使华北的先进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延续。金朝的第三位皇帝金熙宗大力推动汉化改革，其本人吟诗作赋，“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海陵王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向往汉地文化，“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他即位后立即筹划政治中心南迁，并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名“大兴府”。他不满足于当小邦的君主，立志要做华夏正统。金世宗大定年间，金朝的汉化已经很彻底，金世宗也被旧史称为“小尧舜”。金章宗在位 20 年“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金朝文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各个方面都可与南宋比肩，根源就是全面向宋朝学习。

在货币方面，海陵王所铸“正隆通宝”，金世宗所铸“大定通宝”（图3），整体风格与宋钱无异，“大定通宝”更与宋徽宗的“大观通宝”（图4）瘦金体维妙维肖。

图3、4

作为最重要的文化传播事业，金代的的雕版印刷也是媲美南宋。宋版书为世人珍重，因其版式疏朗雅洁，文字秀美。宋刻书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朴拙的颜体字；建本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金代著名的“平水本”为历代藏书家、学者所珍视，宝若宋刻。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云：“金代刻本，相当于宋本。”

中国古代纸币滥觞于益州的民办交子，官办纸币肇创于宋仁宗天圣初年，北宋时期不断完善，至南宋、金、元继承发展。宋代纸币的血脉和基因就流淌在金、元两代纸币的身体里。

天圣元年（1023），北宋始置益州交子务。

天圣二年（1024），北宋官交子正式发行。

宝元二年（1039），交子面额由临时书填改为固定印刷。

崇宁五年（1106），北宋印行小钞。

大观元年（1107），北宋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

绍兴元年（1131），南宋印行见钱关子。

绍兴六年（1136），置行在交子务，同年又罢交子务，印造关子。

金贞元二年（1154），金朝印行交钞。

绍兴三十年（1160），南宋钱端礼收民间会子归临安府发行。同年金正隆五年，印造钞引库迁南京（开封）。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南宋设会子务，隶都茶场。

金贞祐三年（1215），印行贞祐宝券。

金兴定元年（1217），印行贞祐通宝。

嘉熙四年（1240），南宋印行第 18 界会子。

从时间序列看，金代纸币与北、南宋代纸币印行的关键点是互相交错的，金代纸币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发展路径，金代纸币本身是学习宋代，宋金纸币一定存在高度的同一性。海陵王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金代并无发行纸币的先例，所复者何？ 即北宋之纸币也！ 金代发行交钞在北宋交子、小钞和钱引之后，南宋时期除四川钱引外，绍兴年间在东西地区也没有中断交子和关子的印行。金代初行交钞早于南宋正式发行会子，贞祐宝券则在南宋会子之后。金代纸币的样式内容既有文献可征，也有钞版实物可鉴。

“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掐、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余用印依常例。”

1978 年 11 月山西新绛县梁村出土金代贞祐宝券伍拾贯两合同钞版（图5），版面呈长方形，长29厘米，宽17.5厘米，厚1.2厘米。周圈作花栏框，框外上方横书面额“伍拾貫”，框外右有叠压在框上的“平陽合同” “太原合同”印。框内上首横书钞名“貞祐寶券”，钞名之下以一横线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正中直书“伍拾貫八十足陌”，其右下直书“字號”、左下直书“字料”，上部分的两边以九叠篆书体直书“偽造者斬賞寶券叁伯貫”。

图5 山西新绛出土金代贞祐宝券伍拾贯两合同钞版及拓片

下部直书文字为：交钞发行官方文件及相关规定： “奏准印造平陽太原府兩路通行寶券並同見錢行用不限年月許於平陽太原府路官庫倒换錢券”

禁伪法令：“偽造者斬賞寶券叁伯貫 仍給犯人家産”

印行日期：貞祐四年 月 日

分列两侧的相关机构和官职名有：

宝券 庫掐 專副 攢司（押）

印造庫庫子（押） 攢司

寶券庫使（押） 副 判官

印造庫使（押） 副 判官

尚書户部句當官 （押）

金代交钞实物虽不同年代的钞面设计图案和文字有所差异，但大致都具有下面几个重要元素。

1. 交钞外阑花纹。纸币上的花纹是纸币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功能一是装饰，二是防伪，三是防止流通中磨损，保护币面重要内容信息。今天的纸币有大量繁复的花纹，其功能仍然如此。

2. 字料字号。中国古代纸币编号方式，标明印刷批次。其作用为掌控发行数量，也是一种防伪方式。

3. 金代钞面下半部的内容最为丰富，几乎占了整个钞面的一半。内容包括纸币印行的官方依据、伪造禁令、流通规定等，之外还分列相关管理机构和职官名称，且留有空白，以便印成后发行环节相关机构和官员用押，也就是说纸币印行的责任机构和责任人是要在纸币上用押的，哪些机构和哪些职官需要在上面印押，纸币上是要列出来的，这是纸币发行的重要环节。

以上几点是作为法定货币的纸币的必要元素，金代纸币的这些重要元素在元代纸币中都仍然保留下来。今天的纸币仍然如此。宋代纸币从初始到完善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金代纸币一开始便如此完备，正是因为有宋代纸币的先例可循，也就是说金代纸币是抄作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推断，金代纸币上的这些重要元素在宋代纸币上完全具备。

从金代钞版实物观察，钞版字料、字号上方是留空的，随印刷批次数量的变化而加入。填写料号字号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钞版印刷时放入相应的活字再行印刷，一种是钞印成后加盖。不管到底是哪种方式，字料字号都不会直接刻在主板上。今天的纸币仍然如此，打印号码是纸币印刷的一个环节。上海博物馆藏贞祐宝券钞版（图 6）字料字号上方直接就是小洞，中国钱币博物馆藏金代“圣旨回易交钞”钞版（图 7）字号字料上方是浅方槽，应是在印刷中放置活字的地方。

图 6 上海博物馆藏贞祐宝券钞版

图 7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圣旨回易交钞”钞版

我们以金钞版实物为标本，对照宋代文献对宋代纸币记述，就可以发现宋金纸币样式的共同之处。

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出使金国，在使金日记《揽辔录》中记录了金代交钞的情况。

“交钞所者，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故仿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钞文曰：‘南京交钞所准户部符尚书省批降：检会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贯至三贯例交钞，许人纳钱给钞。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若赴库支取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钱十五文，七年纳换，别给钱，以七十为陌，伪造者处斩。捕告者赏钱三百千’。前后有户部管当令史、干当官、交钞库使副书押。四围画云鹤为饰焉。”

范成大明确说明金代纸币“仿中国楮币”，对金代纸币的记述与现存金代钞版一致，与南宋会子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南宋人谢采伯《密斋笔记》记录了北宋小钞，并言明其与当时南宋会子略同。

“崇宁五年敕节文，小钞知通监造，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法，军人官员请给不用外，买卖仓场库务出纳依见钱行用。三年为界，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画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倅姓押字，此会子兆端也。”

根据谢采伯的记述，北宋的小钞样式与当时南宋的会子略同，钞面文字除关于伪造禁令及相关的行使规定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小钞和会子下段有守倅姓押字，参照金代纸币下段分别列出纸币发行相关机构和职官名称，并留有空白以备用押。上海博物馆藏贞祐宝券宝券库使、副、判官、印造库使、副、判官下方各有一小方框，而宝券库掐、专副、攒司下方则没有，极有可能是留有小方框的是在印刷时加入活字，而未留小方框的是在印成后的环节上才用押。

纸币是信用货币，所谓“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私交子时期，交子上即有交子铺户押字，以示负责，以昭信用，“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北宋设交子务发行交子即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交子印行流程和制度，“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宋代官方纸币也加盖发行机构和相关官职的印押，并且为了防止滥发，整个纸币的印发分为不同的环节，在不同的环节由规定的机构和官员在上面分别印押，何机构、何官职在上面印押，在纸币上面是分别列出的。金代纸币钞版上就列出来相应有机构和官职，如宝券库使、攒司、判官等等。这反映的是纸币印发的整个流程和制度设计，不可或缺。这一制度在元代纸币上也完全继承下来，只是机构和职官名称有变化。从《密斋笔记》对小钞的记述可知小钞下段有“守倅姓押字”，金代钞版就是学的宋朝，南宋的会子也是一样。

南宋的会子印成后，先由监官印押，然后由户部再行覆印。“（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诏定伪造会子之罚。……日造会子，监官分押，每一万道解赴户部覆印。”会子在印成之后，监官要先用押，然后户部再行覆印。南宋末年四川会子则是由运司和制司分别完成，“咸淳五年，复以会板发下成都运司掌之，从抄纸发往运司印造毕功，发回制司，用总所印行使，岁以五百万为额。”四川会子印制完成后，发回制置司再盖总领所印才可发行流通。金代交钞印刷发行也是如此，“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上述上海博物馆钞版下段宝券库掐、专副、攒司下方没有小方框，可与此相应证，说明专副等是在交钞印成后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事。纸币印刷发行过程分为印、押两个环节，在钞面上分别列出相应的机构和职官，这种制度在元代（图8）依然如此，只是机构和官职的名称不同而已。

图8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元代中统元宝交钞

宋孝宗淳熙年间，朱熹劾唐仲友伪造会子案也为我们提供了南宋会子的一些信息。蒋辉是一名“开字匠”，即雕版匠人，曾因伪造会子而断配台州，知州唐仲友私下令蒋辉等人在公使库雕印书籍，蒋辉与王定等18人共同雕印《扬子》《荀子》等印板。唐仲友又命蒋辉伪造会子。蒋辉供称：

“次日金婆婆将描模一贯文省会子样入来，人物是接履先生模样。辉便问，金婆婆言，是大营前住人贺选在里书院描模。其贺选能传神写字，是仲友宣教耳目。当时将梨木板一片，与辉十日雕造了，金婆婆用藤箱子乘贮入宅收藏。……至十二月中旬，金婆婆将藤箱贮出会子纸二百道，并雕下会子板及土朱靛青棕墨等物付与辉，印下会子二百道了，未使朱印，再乘在箱子内，付金婆婆将入宅中。至次日，金婆婆将出篆写一贯文省并专典官押三字，又青花上写字号二字。辉是实方使朱印三颗。”

蒋辉伪造会子的过程未必与官造会子的过程完全一致，蒋辉供述的也未必是完整的伪造会子的全过程，供词中说使用朱印三颗，而蒋辉之前伪造会子，“同黄念五在婺州苏溪楼大郎家开伪印六颗，并写官押及开会子出相人物，造得成贯会子九百道。”《宋史》记载的会子用印共有25颗，这些印究竟是如何使用的我们还不知道，当然不可能纸币上盖这么多印，但从种类来说应该就是4种，即国用印、检察印、库印、合同印。“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 ：国用印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 ；检察印五钮，各以‘提领会子库检察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

从蒋辉的供词看，专典官押和字号两个印是印成后加盖的，特别是字号印，这应该就是金代钞版字号上面空白处用的印，说明南宋会子的字号加盖方法与金代交钞一样。

通过上述宋代文献与金代钞版的对照，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南宋会子一致之处是，钞版上列有相关机构和职官名称以便按程序用押。纸币的编号即字号是加盖的。

明确上述两点后，我们再看“行在会子库”版，钞版上并不像金、元钞版上面分别列出相关机构和官职名称，以便用押。编号“壹佰拾料”也是刻于版上。

“行在会子库”版与金、元钞版相比，其整体设计和文字风格大相径庭。以山西新绛出土平阳太原两合同“贞祐宝券”伍拾贯钞版为例。金钞整体风格端庄大气，四周围以宽边花栏，以“贞祐宝券”钞名大字居上，肥细有则，面额“伍拾贯八十足陌”、字料、字号文字优美劲挺，横轻竖重 ；“偽造者斬賞寶券叁伯貫”篆书线条流畅自然，粗细均匀，圆润饱满，结构严谨，形态优美，极富艺术感。下部禁伪条令大字居中，律文和机构官职名称分列两侧。整个布局经过精心设计，钞名居上，中间大字居中，左右对称。文字端正，笔画锋芒毕露， 既有秀丽之姿，兼具挺劲之气，刻工刀法纯熟，一丝不苟，真正体现出国家纸币的庄重严肃。对照金代刻书（图9），毫无违和之感，代表了金代雕版印刷业的高水平。

图 9 金刻本《黄帝内经》

反观“行在会子库”版，整体局促，制作粗率，毫无设计感。“行在会子库”上段仅有狭窄的花边而无栏框，下段仅有边线。上段挤满文字，下段是密密麻麻线条构成不知所以的图案，“行在会子库”夹在上下之间，压迫感十足。就文字来说，不论钞名“大一贯文省”还是“第壹佰拾料”以及中间禁伪文字，文字大小不一，文字间距疏密不一，左倚右倾，正如《考辨》所说“文字结体和笔划稍显稚拙”。作为国家发行的货币，这样的制作如何与为世人所珍的宋版书（图 10、11）相比。

图 10 上海博物馆藏宋刻《谢幼盘文集》

图 11 上海博物馆藏宋刻《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有趣的是，尽管宋版书存世稀少，但上述伪造纸币的蒋辉在唐仲友公使库所刻《扬子》（图12）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现藏辽宁省图书馆，从中可以看到宋刻书之精美，与“行在会子库”“千斯仓”版形成鲜明的反差。

“千斯仓”版与“行在会子库”整体风格和文字完全相同，正如《考辨》所指出的，“两版主要文字风格一致绝不仅是巧合”，它只能出于同一人之手。

图12 辽宁省图书馆藏宋台州公使库刻本《扬子法言》

现在我们知道“千斯仓”版于上世纪初流入日本，现藏日本银行。无独有偶的是，戈兹曼《千年金融史》也披露二十世纪初流到美国的中国古代臆造纸币，且其数量不在少数，这绝非偶然巧合。

耶鲁大学金融和管理学教授，兼国际金融中心主任威廉·N·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是著名金融史学家。“他在主流金融学领域是世界著名的资深学者，影响力深远，在包括中国和世界多国的历史尤其金融史、艺术史方面，他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权威。他的办公室几乎就是一个艺术馆和金融博物馆，收藏品既有《管子》等经典著作，也有中国商周硬币、明代纸币以及其他国家不同时期的钱币、债券、股票、期权真品。”可见戈兹曼既是学者也是收藏家，特别是对中国的金融文物有一定的收藏。戈兹曼还有很深的中国情结。他在《千年金融史》序言中说，“与其说《千年金融史》是一本为欧洲读者写的书，不如说是一本为中国读者写的书。中国在金融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中国对金融所做贡献的重要性并非广为人知。原因在于大多数金融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专门研究的特定文明，跨越由语言、学术传统造成的不同界线会令他们感到不适。作为一名金融经济学家，我较少受到这种限制，能够进行综合论述，在世界金融史给予中国合适的位置。”

他在《千年金融史》谈到了与中国古代纸币有关的故事和他对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一件是关于唐代飞钱的，他讲到：

“关于飞钱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国收藏家、金融史学家安德鲁·麦克法兰·戴维斯（Andrew Mc Farland Davis)在20世纪初购买了大量的唐代钞票，钞票的图片被他发表在一本名为‘收藏在波士顿美术馆的若干中国纸币’（On Certain Chinese Notes, Deposited in the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的书中。这样的纸币今天已经无处可寻，而戴维斯购得的钞票十有八九是近代伪造的，它们不符合对飞钱的描述，看上去更像后代印刷的纸质宝钞。”

戈兹曼毕竟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对这位收藏家戴维斯的飞钱，他没有轻易相信。但当他看到一份所谓的宋代“利民钞”（图13）时，他就没有那幸运了。

图 13

“斯蒂芬·A. 罗斯（Stephen A.Ross)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学教授，也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提出者之一。透过纷繁复杂的事件表象，斯蒂芬提出了委托——代理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对中国金融史颇感兴趣。有一天，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我悠闲地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东西。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可以读懂上面的一些汉字。我能辨认出‘钱’和几个似乎读作‘大宋’（宋代的名称）的文字。标题中的另一个词是‘钞’。‘钞’……‘宋’－－‘钞宋’。 …… 我在斯蒂芬的墙上看到过这份票证很多年，但从来没有重视过它。直到我着手研究中国金融史之后，我才开始密切关注这份票证。随着我对早期融资合约的深入研究，我开始想在我面前的这个票证有没有可能是一份从未被发现的宋代纸币？这促使我想要尽可能多地去了解这份古老的票证。

我与中国史教授柯丽莎密切合作分析这份票证。我们知道它是另一种类型的收据－－宋代政府官员使用的一种票证。像早期的纸币一样，它不仅有面值，也有填写日期和花费它的官员名字的留白。账单印在薄纸上，而不是同时代被用作纸币媒介的持久耐用的桑树皮。上面印着一匹飞行的天马，而不是一串钱或金鸡、龙或者乌龟的形象。抬头为“利民钞”。时间可追溯至1208年，它表示的现金价值为500文（这是现代之前中国的标准货币单位，相当于一个铜币）。发行它的政府机构是一支驻扎在四川的军队。

这种奇怪的货币说明了宋朝在13世纪早期面临的军事危机。为了方便边境军队的物品供应，一种单独的代金券制度应运而生。在军事边境地带，采购人员使用这样的代金券来支付需要的物资。记录表明这个票据代表500文。它没有注明属于某个特定的人，所以我们推测它是一个不记名证券－－任何持有它的人都可以用其进行支付。印在薄纸上这一事实表明它是即时赎回，而不是像纸币那样多次易手。作为金融工具，这种票据的特点是为官员名字和日期留有的空白。大概正是这个特性允许政府审计人员检查和加总采购官员的所有开支，由此知道这些官员是如何花掉公款的。因此，这种代金券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财务文档，它也代表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促进货币自由流通的金融工具，或是一种类似盐钞的商品工具。柯丽莎和我认为，这种代金券代表了另一种流通纸币使用的支付系统，这个系统依赖于政府控制的经济而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它代表货币价值可以追溯到花费这笔钱的官员身上。尽管政府可能会让官员经过艰苦的科举考试，同时要求他们达到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但实际上需要官员在支票上签名并标注日期这一要求意味着中国的官僚机构不仅需要认证，也需要同等的信任。”

今天，国内不会再有人相信所谓唐代飞钱实物之存在。所谓“利州钞”，国内稍微了解中国货币史的人也会一望而知其为假，因为制钱是明清时期对官方铸币的称呼，当然不可能出现在宋代。此处之所以大段引用《千年金融史》的文字，不是苛责于戈兹曼先生，对于一个跨文化的学者来说，识别来自中国本土的臆造品是很困难的事。我们只是希望本土的中国学者能够了解上世纪二十年代存在的伪造、臆造的所谓唐宋纸币实物数量及品种之多的事实，恐怕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流到国外的一些臆造品至今仍然在博物馆或收藏家手中被视为珍品，被哪怕是最一流的研究者视为研究中国货币金融史的标本而被误导，因而对中国金融史形成了错误的认识。上世纪初造假风潮之烈，流传之广，贻害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本文原刊《中国钱币》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请征原文。